1971年4月27日，在北京医院的一间病房里，静静地躺着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他刚刚走完人生旅途的62个春秋，给人们留下不尽的哀思。他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首任检察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黄火星。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对黄火星的一生作了高度的评价：“黄火星同志一贯忠于毛主席，忠于党，为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

转眼过去近30年。今年是黄火星诞生100周年，适逢共和国60华诞，抚州人民更加怀念他，深切缅怀他光辉的一生。

参加革命前的艰难岁月

黄火星，本姓陈，1909年7月生于河南省。在他7岁的时候，因军阀混战和连年天灾，一家无以为生，父母被迫带着他和弟弟从河南逃荒到江西景德镇。后因母亲病故，无钱安葬，父亲将他卖给黄姓。父亲带着弟弟逃难他乡，不知下落。世道的黑暗，骨肉的分离，在他幼小的心灵上刻下了深深的创伤。

养父黄聚发，乐安县龚坊乡新姚家村人，18岁进景德镇学画瓷，自办小瓷厂。黄火星8岁时开始在瓷厂学徒，不久养母病故，养父续李氏为妻。后母的百般虐待，瓷厂老板的经常打骂，使黄火星痛苦不堪。

1925年，他加入了进步团体“聚英社”。

1926年，养父病故，后母改嫁，瓷厂倒闭，欠债5000余元。黄火星典卖家产，安葬养父后，还欠债1000余元，债息和家庭生活的沉重负担，生活的挫折，使他渐渐滋长了反抗思想。

在革命熔炉中锻炼成长

1929年初，在党组织的帮助下，“聚英社”的学徒工人成立了学徒联合会，共产党员余金德、共青团员张炳生与黄火星结为好友，启发提高他的阶级觉悟，指引他走上了革命道路。这年端午节，黄火星参加了党发动和领导的景德镇工人“雄黄酒”罢工运动。1930年春，又参加了党领导工人开展的反“春荒”斗争。7月，红军第二次打下景德镇后，成立了市苏维埃政府和市总工会，黄火星任市总工会青年部宣传员。10月，红军离开景德镇后，国民党反动派卷土重来，到处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黄火星便随总工会纠察队转移到乐平众埠街，加入了浮梁游击大队，担任宣传员兼司务长。11月，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1月，进入赣东北特区葛源军政学校学习。4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军政学校毕业后，黄火星被分配到莱弋阳第四游击大队任政委。7月，游击大队并入贵（溪）余（江）万（年）纵队，他任纵队俱乐部主任。1932年2月，贵余万游击纵队改编为赤色警卫师第一团，黄火星任该团共青团团委书记兼俱乐部主任。5月，省委指示赤色警卫师积极配合余江邓家埠一带地方暴动。暴动失败，部队被冲散，黄火星根据师政委倪宝树的指示，就地收容部队300余人，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转战，冲破敌人3次包围，绕道回到赣东北苏区。在横峰葛源，这支队伍被临时改编为红军独立第10团，黄火星任政委。1933年1月，根据中央指示，红十军改编为红十一军，黄火星被任命为33师95团政委，在率队紧密配合中央红军粉碎国民党第四次“围剿”的战斗中身先士卒，勇猛杀敌，被人称为猛子政委。4月，组织上调他到瑞金红军学校第四期学习，并担任上干队党总支副书记。7月被调到福建省军区第三分区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福建军区第三分区辖宁化、清流、归化，分区武装以独立第7团（原独立第7师改编）为主，还有宁、清、归三县独立营等武装。为配合由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东方军在福建宁化、长汀一带作战，黄火星亲率独立第七团将国民党童子兵55师联防总部打垮。马家庄一役，又毙敌150余人，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8月底，三分区由宁化城关迁驻清流县，黄火星又兼任了清流县委书记。东方军节节胜利，使闽西出现了一派大好局面，宁、清、归纵横数百里的新苏区，纷纷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掀起了打土豪、分田地，踊跃支前和参军的热潮。11月，中央军委任命黄星兼任归化警备区政委和政治部主任，负责指导供给兵站和医院的工作。1934年1月7日，黄火星和警备区司令员率领分区武装攻克了归化城。随即将三分区移驻归化城。不久，张金发司令员在一次战斗中负伤，黄火星又兼任司令员。他在城内设立了东方军后方医院和供给兵站，安置了1000余名伤病员，储存了大批布匹、军械等物资。7月间，上杭、永定、龙岩地区的形势日益恶化，军区命令黄火星接任第一分区（杭、永、岩）政委兼代英县独立营政委，并从省军区带领200余名新兵，30多支破枪前往杭永岩地区，沿途遭遇敌袭击，于次年4月才到达一分区。此时，杭永岩苏区日渐变为游击区，环境十分恶劣，黄火星根据省委和军区指示，部署开展游击战争。

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坚持斗争

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后，福建省委派人来杭永岩地区召集会议，传达苏区中央分局的指示。会后分区武装改编为杭代独立营，黄火星任政委。1935年春，针对国民党反动派屐的对闽西的第一次“清剿”，闽西南党组织在永定赤寨召开了红军长征后闽西南地区第一次党政军会议。会议分析了闽西的严重局势，确定了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黄火星出席了会议，并当选为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9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第二次“清剿”，采取残酷的烧杀抢抓移“五光”政策，颁布“十杀令”，移民并村，计口售粮等，企图用这种毒辣手段困死红军游击队。在敌人大举进攻的危急情况下，党组织把黄火星调往永定担任县委书记兼独立营政委。他一面抓紧对县委和独立营进行整顿，一面转变过去“左”的政策，实行分散行动，依靠群众，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1936年1月，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根据中央关于开展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指示，在上杭县双髻山召开了第二次会议，黄火星出席了会议并继续当选为军政委员会委员。会后，黄火星回到永定苏区，领导当地党组织和游击队改变斗争策略，抓住群众的切身利益，开展分粮斗争，使群众斗争热情逐步高涨，并争取了许多保甲长的中立和同情，恢复和发展了党的组织，使永定苏区得以坚持，独立营保存了100多人枪的武装力量。4月，军政委员会将所辖武装统一编为两个纵队，下辖1、3、5、7支队，黄火星任第二纵队政委兼第五支队政委，率部活动于永（定）、平（和）、南（靖）地区。不久，纵队长刘汉牺牲，他又兼任纵队长。随后，黄星又代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政治部主任，并直接领导永平靖军政委员会的工作，使永定、平和、南靖、大浦等县出现了新局面，先后成立了永平靖县委和永浦工委，组建了红四支队，向南靖山城发展。

1937年5月，军政委员会派邓子恢为代表与粤军正式谈判，赢得了红军游击队的合法存在和抗日杀敌的权力。8月13日，黄火星率领第5支队与永定、永东、永浦县的地方武装在永定金丰集中，月底正式整编成立“闽西人民抗日义勇军第1支队”，谢育才为支队长，罗忠毅为参谋长，黄火星为政训主任。

在皖中皖南等地抗日杀敌

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闽西南2000多名红军游击健儿，终于结束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于2月中旬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第2支队，下辖第3、4团，黄火星被任命为2支队委员、3团团长，邱金声任3团副团长。4月初，部队到达安徽钦县岩寺集中，随后，3团开赴小丹阳地区作战。6月下旬，黄火星、邱金声率领3团指战员北渡石臼湖，进抵当涂、博望、横山和江宁秣关地区活动。江南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地势平坦，湖沼河道纵横交错。国民党长期统治这个地区，社会情况复杂，沦陷后，又成为日寇侵略中国的大本营。为了打开局面，站住脚跟，7月5日，黄火星、邱金声组织3团1营和支队侦察连在安徽当涂至芜湖间，击毁敌寇军用火车一列，全歼数十名押送军用品的日军，缴获了大批军用品。8月17日，黄火星又率领3团狠狠打击了盘踞在小丹阳地区为非作歹的伪匪朱永祥和川军余宗臣部，将川军怀念余宗臣驱逐出小丹阳。抓住这个有利时机，黄火星积极发动群众，帮助群众建立自卫武装，到年底，抗敌自卫队等群众武装发展到四五百人，同时部队也扩大了一倍。

日寇对于活跃在宁沪、宁芜铁路及公路干线的我军，惊恐万状，从8月下旬开始，出去数千人多次对当涂、小丹阳地区进行大扫荡。黄火星、邱金声率领3团指战员，紧紧依靠群众，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先后在博望、横山等战斗中重创敌人，并不断破坏铁路、公路，组织小分队直插南京雨花台，夜袭敌人警察所，威震南京城，粉碎了敌人大“扫荡”。1939年7月初，黄火星出席了新四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并和陈毅、项英、袁国平、周子昆、谭震林等人当选为主席团成员。会后，黄火星抓紧整训部队，加强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十分重视对干部的培养、教育和使用。他平时对干部战士既严格要求，又体贴入微。有一次，战士李德安得了重感冒，身体虚弱，卧床不起，黄火星不仅经常到床前问寒问暖，而且硬要把自己仅有的4块光洋给李德安买营养品。还有一次，侦察参谋王培臣因伤要去住院，他对黄火星说：“你是了解我的，我烟瘾太大，要多发一点钱给我。”“不行，谁都得按规定发。”黄火星一面回答着，一面将自己的全部财产——10块钱和一只手表，一把塞入王培臣的怀里，王培臣被感动得热泪盈眶。因为黄火星和干部战士相处得十分融洽，所以大家都称他“黄老奶奶”。

1940年1月，黄火星奉军部命令率领3团开赴铜（陵）繁（昌）地区抗日。5月20日，日寇3000余人在飞机的掩护下，向3团驻守的何家湾阵地进攻，邻近的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退，黄火星亲临前线指挥战斗，率领战士们英勇反击，经4小时激战，毙伤敌人300余人。随后，日寇对铜繁地区连续进行“扫荡”，我部被敌包围撤出时丢失机要文件数件。黄火星得知后，亲自率领部队至该地寻找，全部搜集起来。项英、周子昆亲笔写信表彰他“对党认真负责”的精神。年底，以3团为基础组建了新3团，并成立了新2支队，黄火星任支队政委，周桂生任支队司令。

在“皖南事变”中突出重围

“皖南事变”中，新2支队编为中路纵队，军部和东南局机关及教导总队随中队前进。1941年1月4日午夜，叶挺、项英等军部领导人与黄火星、周桂生率领的新2支队队部同时渡过青弋江，于5日到达茂林地区。6日，黄火星、周桂生参加了军部召开的各支队首长紧急会议。根据军部会议精神和叶挺的指示，黄火星即令3团3营为前卫，担负攻克丕岭的任务。3营以干脆利落的动作，于次日拂晓前切入点了丕岭。随即猛扑星潭，在坑口遭顽军狙击。下午3时半，黄火星亲临前线指挥，不幸敌人的一颗子弹射进他的大腿。警卫员扶他下山上药后，劝他休息一下。他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柱着拐杖就走，拖着伤腿指挥部队多次突围。12日拂晓，顽军再发起总攻，下午5时左右，我军主阵地和制高点先后失守，军部完全暴露在敌人火力之下。黄火星根据叶挺“分散突围”的命令，立即召集干部会议，决定本支队分左右两路向西北方向突围，支队部随右路跟进突围。半夜光景，突围的大血战开始了。右路首先突围，大部分战士壮烈牺牲，少数沿高地山腰向西北方向突围。黄火星、周桂生等人被敌火力隔断，阻于香炉东以东凹地。此时，部队弹尽粮绝，全部被冲散。黄火星当即率领通讯员、侦察员及机要员与军部联系，联络中断。随后他与张永隆、刘别生率领的军部警卫排100余人会合后，由东流山嘴突围，冲破14条封锁线，于18日晚到达长江岸边的百步村，这时剩下70余人。日军早已对长江实行了严密封锁，幸而他们在村子里找到党的一个联络站，地下党支部的同志划着一只木盆前往江北，江北游击队派来一条木船连夜把他们接过江去。在这七天七夜的浴血突围中，黄火星负伤的大腿肿得像小水桶一般粗，颠颠跛跛，半走半爬地坚持突围到江北。腿中的弹片直到建国后才在上海华东医院取出。

皖南事变后，中央军委发布了重新组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皖南突围部队与在江北分散活动的几支部队汇合，组成了新四军第7师。为了组建第7师，黄火星与孙仲德、他步新等一起，协助7师政委曾希圣负责收容和整编陆续突围过江的部队，配备干部，教育干部“只要我们大家在这里努力工作，也可以造成第二个苏北”，稳定了干部情绪。

1941年2月，皖江根据地成立皖中区党委，黄火星为委员。同时，黄火星调任师政治部副主任。后因主任何伟生病，又代理政治部主任，并兼任7师机关党委会书记。在他的主持下，师政治部制定了各项工作制度，加强了各级政工干部的力量，并创办了师政治部机关《武装报》。

1943年3月，黄火星先后调任皖南地委书记、支队政委及和含支队政委，率部多次粉碎了顽敌的“扫荡”，牢牢地控制了杨石庵、官渡河口，使这条交通线一直没有中断过。1944年4月，和含地委召开扩大会议，黄火星在会上作了和含支队一年半军事总结报告，指出：“要巩固扩大和含抗日民主根据地，必须壮大坚强和含支队。”7月，黄火星奉调参加华中党校的整风学习。华中局根据黄火星的一贯表现，授予他“华中模范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颁发银质奖章一枚。党校学习结业后，调任7师19旅政委，旅长林维先。抗日战争胜利后，7师奉命撤出皖江地区，黄火星率领19旅开赴山东台儿庄，与2师9旅、山东军区一部分主力组成山东野战军。

在淮北华东解放战场指挥作战

1946年6月，蒋介石悍然发动内战。在淮北战场上，敌人从7月中旬开始沿陇海路东犯。黄火星率部先后参加了山东野战军发起的朝阳集、泗县和宿北战役。1947年1月，山东、华中野战军合编为华东野战军，同时将7师拆编到其他部队去。19旅与2师5旅合编为华东野战军第7纵队，成钧为司令员，赵启民为政委，林维先为副司令员，黄火星为政治部主任。对于7师的拆编，有些同志一时想不通，黄火星耐心地加以解释，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列举红军多次改编的事例教育大家，提出部队整编是正常现象，是战争和革命的需要。对于个人职务，他明确表示：这应该服从革命工作的需要，共产党的干部就是要能高能低能升能降。黄火星以他顾全大局积极支持纵队领导工作的实际行动，教育和感染着干部战士。7纵成立后，转战山东，先后参加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南麻、临驹战役，胶河、莱阳战役，张店、周村战役，兖州战役等，出色地完成了华东野战军交给的战斗任务。

1948年3月和6月，淄川、曲阜解放后，黄火星先后兼任了淄川、曲阜军管会主任。在他领导下，迅速克服了战后混乱状态，安定了社会秩序。为了保护好名胜古迹，他发布命令，派出部队全力保护好孔林、孔庙等，受到上级的表扬。济南战役后，黄火星升任纵队副政委。10月上旬，黄火星出席了华东野战军前委在曲阜召开的扩大会议，讨论研究中央军委关于“精心组织淮海战役”的具体部署。11月6日，淮海战役开始，成钧、赵启民、黄火星等率领第7纵队由万年闸飞奔贾江，迅速完成了切断黄伯韬兵团西窜的退路和配合兄弟部队围歼固守双堆集黄维兵团的任务。

淮海战役后，全军实行统一整编，华东野战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七纵队整编为第25军，成钧任军长，黄火星任政委。整编后，黄火星、成钧率部挥戈南下，进抵长江北岸巢湖、无为一带，投入紧张的渡江准备工作。第25军在渡江战役中担任中路兵团第1梯队的战斗任务。三野决定25军在和县西凉山渡江。黄火星积极提出建议：“该处渡口江面宽，对面又是湖沼地，渡江后部队展开困难，应改由无为油坊嘴渡江”。上级采纳了这一重要建议。4月间，黄火星又一次踏上江堤，习习江风迎面吹来，不禁心情激动，感慨万千：我们在皖南事变中突围出来就是在这里渡过长江的…...仅仅过了8年多，我们终于打回来了。百万雄师正严阵以待，只等一声令下，我军的铁拳就将直捣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心脏，彻底埋葬蒋家王朝，一个强大的新中国就将在眼前出现。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反动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书上签字。黄火星火速奔赴前沿指挥部，参加兵团召开的作战会议，决定当晚实行强渡，他和军里其他领导人顾不上吃晚饭，沿着江堤的堑壕进行战前检查。深夜，集结在余栅村到大套沟一线的25军船队，从河湾港汊里一涌而出，实行全线强渡。我军强大的炮火像狂风暴雨般压向南岸，黄火星和军领导人乘坐的指挥船紧紧跟在突击团的船队之后，他站在风帆下眺望满面，只见滔滔大江之中，船桅如林，信号弹、曳光弹满天飞舞，敌人的滩头阵地上一片火海，把白帆、江水、人脸映得通红工。国民党反动派依靠美国主子苦心经营的“天险防线”、“立体防线”，我军只用了30分钟就给它撕开了一条长达20里宽的口子，先头部队向敌纵深勇猛地插了进去。21日拂晓，25军7个主力团全部渡过长江，控制了铜山、岳山、羊山尖等制高点，叩繁昌城守敌的大门。黄昏，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发起全线猛攻，在西起九江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渡过长江，敌人的江防全线崩溃。23日，东路兵团解放了南京城，残敌向杭州方向溃败。三野首长命令25军一鼓作气向吴兴疾进，配合东路兵团截歼南京、镇江逃敌。此时正逢江南春雨连绵，黄火星、成钧率领部队冒雨出发，以一昼夜160里的速度急行军前进。24日黄昏，25军在湾址地区一举歼灭蒋介石的一支江南“王牌”军——20军，敌军长杨干才在逃跑途中被击毙。

5月12日，解放上海的战斗打响了。23日，黄火星、成钧率领25军接替29军向敌发起总攻，当即突破敌阵地，我军乘机楔入敌纵深，从吴淞口一举插入市内虹口区。

上海战役结束后，黄火星和军长胡炳云率领部队向福建进军，下旬到达南平地区。8月上旬，在游击队的引导下，黄火星、胡炳云率领指战员翻高山，抄小路，忍饥耐劳，隐蔽前进，迅速插入敌侧后，协同31军攻占了连江、马尾、福清等地，封锁闽江口，控制福厦公路，截断了敌人的海陆逃路；然后配合正面攻击的第28军，压缩和聚歼被围之敌，全歼守敌5万余人，解放了福州市。接着，黄火星又率领部队挥戈南下，矛头直指厦门。厦门鼓浪屿为福建沿海的重要岛屿，残敌扼海上航运要冲，退守海岛后，以海峡天险为依托，加紧赶修工事，企图负隅顽抗，决一死战。10月15日21时，29军、31军打响了攻击厦门、鼓浪屿的战斗，攻击部队分三路向厦门、鼓浪屿发起强攻。首先从厦门岛北端打开缺口，登陆部队在打退敌人数次反扑后，扩大了滩头阵地，守敌纷纷向东南海岸逃窜，企图由海上逃走，我军乘势追击，经两昼夜激战，歼敌二万七千余人，使厦门20万人民获得了解放。

在厦门主政两年多

刚刚回到人民手中的厦门，是国民党反动派留下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特务活动猖獗，社会秩序混乱，工业倒闭，商业萧条。厦门市解放的第3天（10月20日），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告成立，叶飞任主任，黄火星任副主任。黄火星积极协助叶飞全面开展接管工作。不久，叶飞回福州主持第十兵团和福建军区的领导工作，厦门军管会的实际责任由黄火星担负。

为了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建立革命秩序，军管会首先接管了国民党的各级政权机构，建立了厦门市人民政府和各级人民政权。在彻底摧毁反动统治的基础上，黄火星号召“全市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团结起来，迅速恢复生产，团结与领导农民和其他劳动者、知识青年，共同努力建设新厦门。”全市人民积极响应军管会的号召，在较短的时间内，全市有60家工厂，2462家商店和所有学校恢复了生产、营业和教学秩序。军管会还成立了治安委员会，严厉镇压了那些凶杀、抢劫、盗窃情报、贩卖军火、扰乱市场、破坏治安的特务、反革命分子，建立了革命新秩序，保障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在财政金融方面，由于特务的造谣破坏和少数奸商的捣乱，致使物价一度暴涨。黄火星一面采取措施打击少数奸商投机取巧、操纵市场、扰乱金融、哄抬物价的不法行为，宣布人民币为合法货币，停止使用金银外币；抛售大米20万斤，食油4000余斤，吸收通货6亿元以上。同时，制定保护侨胞利益的政策，欢迎爱国侨胞向祖国投资，发展生产和参加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2个月，侨信增长27倍，汇入侨汇达63万美元，从而有力地粉碎了敌人的经济封锁，保证了支援战争和保障供给两大任务的需要。接管工作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使厦门成为东南前线对敌斗争的坚强堡垒。1951年1月，厦门市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黄火星代表军管会作了《两个半月的接管工作报告》，并当选为厦门市第一届协商委员会主席。5月21日，黄火星主持召开了厦门市第二届人民代表会议，继续当选为第二届协商委员会主席。6月，黄火星调任第10兵团政治部主任兼福建军区政治部主任，并亲自兼任福建军区速成中学校长。1951年12月，他当选为福建省委委员。

1952年11月，黄火星进入南京军事学院政治系学习。1954年5月，他从军事学院政治系毕业，调任江苏军区（驻镇江）党委第一书记、第二政委。

担任军事检察院首任检察长

1955年5月，黄火星奉命赴京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首任检察长。建立军事检察院，在我军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对黄火星来说也是比较生疏的。军事检察院初建时期，从体制到办法都是照搬苏联的，黄火星经过认真研究后指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的优良传统，军事检察工作也不能例外，必须接受党委和政治机关的领导，决不能搞“垂直领导”，要从我们的实际情况出发，学习人家的先进经验，但不能全盘照搬；既要依法办案，加强法律监督，又要接受党的领导，以保证正确的政治方向。11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6次会议，批准任命黄火星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兼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检察长。在检察工作中，黄火星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1956年，为了搞好甄别定案工作，他亲自到部队检查指导，一再要求参加这一工作的同志要严格掌握“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认真核实证据，审查材料，防止错、漏现象发生。他反复强调：“中央对肃反工作的方针、政策很明确，叫做‘有反必肃，有有错必纠’，能不能做到这一点，不仅是个水平高低的问题，而且是个党性问题”、“检察工作人命关天，又重要又复杂，作为一个检察干部，一定要坚持原则，秉公执法，学习《十五贯》中的况钟，不做过于执”。他对每一个案件的处理都十分慎重，做到重调查，重证据，重事实，不枉不纵。

1957年，全国开展反右斗争。黄火星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他的领导下，全国军事检察系统没有一个人被打成右派，抵制了扩大化的错误。后来有人指责军事检察院，他刚直不阿，反复教育大家必须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要用感情代替政策，混淆敌我界线和是非界线，在当时“左”的空气笼罩下，他的这种精神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1959年，在中央军委和总政党委的领导下，黄火星负责组织举办以“揭发犯罪，教育群众，加强法制观念，交流经验，改进工作”为中心内容的全军“保、检、法”工作展览会，在一些部队巡回展出后，很受欢迎，对开展法制教育，搞好预防犯罪起到重要作用。他工作作风深入，每年都要用二三个月的时间到部队基层或边防海岛进行调查研究工作，从闽西南到闽东北，从山区到海岛，到处都留下他的足迹。一次，在厦门前线调查的路上，一位老农挑着一担蔬菜正艰难地爬坡，黄火星走上前去，一把接过菜农的担子，挑着就走，突然蒋介石军队打来的一发炮弹在他身旁爆炸，幸被警卫员将他按倒，才得脱险。后来，他患了急性肝炎，大家劝他回京治疗，总政领导也十分关心他的健康，动员他回京治疗，他都婉言谢绝，仅在当地住了半个月医院，就又带病坚持搞调查，直到年底才返回北京。

黄火星不仅为加强人民检察工作呕心沥血，而且十分重视加强对青少年的思想教育，关心他们的成长。他曾多次在共青团北京市委和北京市少年宫、天津市组织的报告会上为青少年讲述方志敏的革命故事，联系青少年的思想实际，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勉励他们接好革命的班。他对子女的要求十分严格，从小就注意培养他们爱集体，勤俭朴素的优良品德。他的专车从不让家属小孩“沾光”。他虽是中将，可6个小孩穿的衣服都是补丁连补丁。同志们对他说：“检察长，你也太寒酸，该给孩子做点新衣服。”他说：“我们干部的子女不能娇生惯养，不能使他们有优越感，娇惯他们不是爱他们，而是害他们，这方面的教训不少啊！”

他的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和谦虚谨慎、平易近人的高尚品德更是堪称楷模。在物质待遇上，李从来不伸手，不张口。军检建立前期，他住房、车辆、用具都比较旧，同志们多次提议向领导上反映，他总是说：“反映这些干什么，现在比过去好多了，不能不知足啊！”组织上几次安排他去北戴河疗养，都被他谢绝了，直到逝世，他一次也未去疗养过。他衣着十分简朴，夏天一身旧单衣，冬天披着从解放战争时期留下来的军大衣，身上经常带着针线包，衣服破了自己补。1959年国庆节十周年盛典，检阅马上开始，一位上将衣服的一个钮扣掉了，正在左右为难时，人群中走出一位中将，从身上拿出针线包，帮他缝好扣子，他就是“黄老奶奶”。这件事一时传为佳话。一天，他到大连外长山列岛看望常年坚守小岛的连队干部战士，和战士们同吃大锅饭，战士们十分激动地说：“我们在这远离内陆的小岛上，竟能见到北京来的将军，我们一定不辜负首长的关怀，守好祖国的海疆。”

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的岁月

1960年12月，黄火星兼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直属队政治部主任。在此时期，由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身体欠佳，组织上决定由他主持高检的日常工作，他身兼数职，工作更加繁忙，呕心沥血，把全部身心扑在人民检察事业上。由于劳累过度，他的糖尿病一下越来越严重，经医生多次劝导，才去住了几天院。1963年9月，组织上考虑他的身体难以适应繁重的工作，免去他兼任的解放军总直属队政治部主任职务。1964年，黄火星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1965年8月，组织上批准黄火星退出现役，免去军事检察长职务，让他集中精力负责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

正当他为人民检察工作，为加强我国的法制建设大显身手的时候，1966年3月，他被派往河北省荣城县参加农村“四清”运动。接着“文化大革命”爆发，黄火星被召回北京参加运动。不久，政法学院的红卫兵开始冲击最高人民检察院。一次，他们围着黄火星，逼他交出档案室锁匙。黄火星坚定而又气愤地说：“这是党和国家的机密，我个人没有权利把钥匙交给你们。”造反派企图冲击档案室的阴谋未能得逞，便恼羞成怒，猛力将黄火星从楼梯上推了下来，当即跌倒在地，摔伤了腰部。

1968年底，高检被撤销。次年初，身患严重糖尿病的黄火星和机关干部一起，被赶到湖北沙洋“五·七”干校劳动。他虽然身处逆境，但仍起早摸黑，日晒雨淋，和干部们一起忘我地工作着。繁重的劳动，使他积劳成疾，身体一天天消瘦，经常便血、拉稀，糖尿病血糖达3个“十”号，可他吃些药后，仍然坚持带病参加劳动。

1970年春，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同志们都劝他回京治疗。4月间回到北京诊治后，病情不见好转，直到8月份才被确诊为绝症――结肠癌肿块扩大，已到晚期，遂住进北京医院治疗。周恩来总理得知黄火星患病后，及时指示成立医疗小组负责治疗。黄火星感动得泪如泉涌，拿起笔给总理写了一封信，表示一定要积极配合医生治疗，争取早日恢复健康，更好地为党工作，报答党的恩情和总理的亲切关怀。

在病情十分严重的情况下，黄火星仍充满着乐观主义精神，他对前来看望的同志说：“我很快就会好的，病好了，我还可以为党工作10年。”凡接触过他的医生和病友都为他顽强意志和对党忠诚的革命精神所感动。不久，病情突然恶化。张鼎丞、邓子恢、何香凝、廖承志等曾多次看望他。1971年4月下旬，他的病情严重恶化，生命垂危，但他把自己置之度外，仍然想着如何加强人民检察工作，健全我国的民主和法制。他对亲属说：“不要紧的，我还能好，不少工作还等着我去做呀！”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革命精神。

（来源于《赣东英烈》黄火星传，作者缪凤翔。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