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索结果相关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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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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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教育学院学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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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罗汝芳的“日用”美学
- 作者：沈玲 来源：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份：2011 文献类型 ：期刊文章 关键词： 罗汝芳 日用 审美主体 中和
- 描述：一种自然真切的审美形态,人必须忘记物欲与功利,以自然而然的率真态度亲近每日所处的生活,作为审美主体的人只有保持着一种自然的审美心境,不虑不思、率性本真,最终才能获得人自身的完善与道的完善,达至中和的最高审美境界。
- 耿定向的思想变化及其原因探析
- 作者：杨丽华 年份：2011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耿定向 思想变化 原因 罗汝芳 胡直
- 描述：一阶段以不容已为宗,不容已既是一种本体又是一种工夫。就本体来说耿定向认为人人先天具有至善的本性,圣人与愚夫愚妇同,就工夫来说耿定向认为外在的欲念偏见容易使人丧失至善本性,因而要经常反身默识,从心之不安处反省自己。耿定向提倡为学要向内寻求,而不从书册上识取,自省便自得。道即在日用生活之中,求道无需涉玄涉虚,童子捧茶处即可见道,体现了泰州学派的平实性。第三个阶段为挽救阳明心学。阳明之学因弟子王畿、王艮而风行天下,又因二人而失天下,后学中有两个变化趋势,一是高谈阔论,空谈心性,逐渐脱离生活走向玄虚,二是提倡当下即本体,不辨别至善本体是否为世情所染,任性妄为,放诞礼法,出现了李贽等异端人物,耿定向对此大加挽救。第四个阶段崇尚佛学。耿定向编写了《异译编》等书,来阐述对佛教的认识,并在思想上专心求道,不关心国事家事,在思想上出家。耿定向思想之所以发生转变是由于受到二弟耿定理及罗汝芳、胡直、周柳塘、史惺堂等人的影响。耿定理最早提出“不容已”作为自己的为学宗旨,后为耿定理所领悟并作为自己的宗旨。罗汝芳的“当下论”,直接影响了耿定向合本体与工夫为一的“不容已”之旨的提出,在修养工夫的简易性上二者极具相似性,都体现了泰州学派的平实性。胡直、周柳塘等经常与耿定向辩学,对于定向的某些重要观点和修养方法的提出具有启发作用。史惺堂个性耿直,经常直斥耿定向,对定向为学为官都有鞭策作用。
- 见心与践心—罗汝芳哲学思想研究
- 作者：王振华 年份：2011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罗汝芳 赤子之心 孝悌慈 打破光景 修正
- 描述：和践履的双重指向都归结到“孝悌慈”上来,而“孝悌慈”之道德依据源自个体禀赋于天道的“赤子之心”,“见心”便成为觉悟世人、成就圣贤的重要环节。“见心”既有对本心的自信,又包含本心“不容己”要呈现自我的内在要求；本心的呈现既落实在“孝悌慈”等道德实践之中,又逻辑地包含体用贯通、身心合一、复以自知等理论内容；在此理论基础上,罗汝芳展开了对“现成良知”的修正和对效验光景的破除。阳明身后,学者对“良知”学说的理解异见纷呈；超洁者流于玄虚,猖狂者荡于情识。罗汝芳的哲学思想既是对阳明学的继承和发展,又表现出修正和救治心学流弊的理论关怀意识和社会担当精神。当“现成良知”缺乏真切工夫支撑,沦为流行光景和义理分解之对象时,罗汝芳转而以“赤子之心”为学术宗旨,以此弱化学者对“现成良知”的玩弄把捉。从理论建构层面,“赤子之心”具备“现成良知”的超越性和遍在性,不学不虑、当下呈现；从经验实践层面,“赤子之心”表现为孩提之爱亲、敬兄,原本自然平常的百姓日用都具有了道德价值依据。可以说,为克服后学流弊的各自缺陷,罗汝芳构建起“新的现成良知理论”。这种理论建构的修正意义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赤子之心”可以堵截积极用世者滑向“情识而肆”之路径,从天道落实的角度观照并统摄经验实践,避免其流于猖狂；另一方面,“赤子之心”必然落实在“孝悌慈”等道德践履领域,可有效防范义理分解者堕入“玄虚”,从工夫入手处确保义理分解不脱离日用常行。不论是陷入情识还是堕入玄虚,皆是对良知本体缺乏真切体认和工夫担保；前者从穿衣吃饭处追逐流行之光景,后者则陷入对良知本体的义理分解,成为空描画良知本身之效验。罗汝芳自觉承担了这一历史之必然,破除光景也成了他哲学思想的主要特征。罗汝芳的学术思想简易直接、圆融通透,既有热切的实践精神又不失理论上的哲学思考。他将高明融入庸常,又从庸常中挺立出道德的主体性,达到了“极高明而道中庸”精神境界。当阳明学从义理分解之路径走到尽头时,罗汝芳完成了由超越向实践的“降落”,这种降落非但不是儒学的世俗化,反而是实现了儒学的“向上一机”。罗汝芳的哲学思想是—“道德形上学”之证成,他从经验实践层面完成了超越本体的落实和自我呈现,这不仅让形上本体富有生机,更为人伦实践注入道德属性并指明价值趋向。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它自身的实践意义,研究罗汝芳的哲学思想不仅对把握心学走向有重要意义,还在于它能为现代化背景下的儒学发展带来启发和思考,今天,我们在传统儒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若仅埋首于古纸堆中,而不能领悟儒学的生命情怀和人文精神,那么所谓的理论创造是否也会沦为一种需要破除的“光景”?或许,如何呈现儒学经典文献背后的道德主体性,如何挺立出“人”的价值指向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研究的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