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索结果相关分组
- 网茧与飞跃之间：论汤显祖之心态发展历程及其创作思维
- 作者：黄莘瑜 年份：2014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汤显祖 情 牡丹亭 南柯记 邯郸记
-
描述：」觀點下情理論述的解釋存有相當距離。更何況《牡丹亭》、《南柯記》、《邯鄲記》這三部完成年份相當集中的作品，不論題材或風格都有很大的落差；尤其主角之「情」的表現，有著近乎相反的發展。這是否意味湯氏思想上的轉變？抑只是基於不同劇作主題的發揮？不管是用前一種或後一種方式提問，都常是把「情」當作意涵一致，且是相對於「理」的概念來處理。然而從具體文本脈絡來分析，「情」所指涉的向度及用法，實在很難，可能也不必用單一的模式來掌握。因此拙文不打算建立或銜接任何宏觀體系，而重在由文脈的辨異和分疏，去探索湯顯祖「創作思維」和「心態發展」間的聯繫，並試圖對「情」之相關問題進行說明，進而思考文藝與性命之道間的可能關係。
論題之「創作思維」，主要指焦點意識的形成、表現方式及意義脈絡，同時也包含對創作活動本身的思索；因為不只是純粹的理性運作，所以往往牽涉作者應對不同處境的「心態發展」。而「網繭」與「飛躍」的意象，則是借以表示湯顯祖由少到老始終存在，並甚為自覺的生存張力。
先前學界對晚明文化的討論，往往是以明中葉後商業發達及市鎮興起的框架為論述背景；而現今觀眾或讀者，也常是透過崑曲或明清江南出版、評點的現象，去認識湯顯祖其人及作品。但江南吳地對湯氏來說，卻是風土、聲口殊異的「他鄉」。「江右」不僅是其籍貫之所在，而且是具有密切情感聯繫，並涉及「價值」和「歸屬」的「地方」。可以說，湯氏中年後愈形清晰的生存張力，在其生命初期即已埋下伏筆。
江右士人一度於明代政壇佔有重要地位；經略天下就湯氏而言，更帶有幾分成就豪俠壯舉的浪漫想像。他以俠者為典範，企圖建立自我在世界的定位；但既是將官場視為實現俠義之所在，便注定要承受權力場域不得自主的掙扎。《紫釵記》作成前後，湯氏正陷入人事構釁的低潮，因此更激發他以「直」自任的堅持並強調「真」與「假」的辨別。相較於蔣防的＜霍小玉傳＞，《紫釵記》?堛?撓主角戀情的不是門閥，卻是權力、金錢的糾葛；反面人物的特徵也非李益的薄倖，而是盧太尉的私門壟斷。以私門壟斷取代階級門第，再以壟斷彰顯俠行的構思，應當與湯氏的政治觀點及立場緊密相關。劇中既藉由霍小玉、黃衫客等俠者，對比出異於「私門」的價值選擇；但價值選擇的行動，終究仍需靠「公家」的權勢和秩序為保證。而湯顯祖對於公」的認知，既以「分義」為前提，「分義」的制訂權又在「公家」，那麼公家之於俠者，便又牽涉「個人」和「國家」間的相互關係。在價值判斷上兩者既有交集，但在自由的行使上卻也隱含齟齬。
萬曆十九年湯氏向皇帝上疏受挫後，眼光不再只向外聚焦於「君」及「天下」，心態並產生耐人尋味的變化。其由強烈冀望行俠於世，轉向尋求與世無傷。從編年的角度推斷，羅汝芳、李贄、紫柏，雖都曾給予他啟發或影響，但上疏失敗的挫折，才使其更為自覺三人在其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而且也使他重新思考自我與世界間的關係。他頻頻採取懺悔的修辭，以獲罪謫臣兼地方官吏的身份，發表個人感悟並倡導「天性」大義的言說。但看似返向性命、時自惕厲的同時，卻也難掩傷感及對政治場域的痛切反省。
同時引人注目的是，湯顯祖的創作力也在此後數年間臻至高峰。奠定其於文學史上重要地位之「四夢」，除《紫釵記》是作於萬曆十五年前後外，《牡丹亭》、《南柯記》、《邯鄲記》則各完成於萬曆二十六、二十八、二十九年，也就是湯氏自遂昌任上棄官還鄉的最初四年間。藉由可繫年之詩文，可見尋索人生歸宿，乃是其劇作巔峰期所關切的問題。並此歸宿的探求，不止為返鄉四年間詩文的主題。
從其劇作來觀察，任職南京期間寫成的《紫釵記》，「情」僅僅是烘托俠義主題的戲劇成素；至《牡丹亭》和「二夢」，才真正被突顯為戲劇整體的綱領。而這般區隔，又恰好和湯氏心態的轉折構成呼應。
縱使《牡丹亭》及「二夢」，「情」皆為導引主角行動的核心；然而迥異的和詮釋觀點，也顯示出聚焦於「情」，不代表就是從特定角度賦予其堅實不移的價值。或者說，這三部戲都是以「情」為介質，呈現其在不同思想脈絡中，侔契性命之道的「幾種」可能。參照萬曆二十六至二十九年間，湯氏詩文?奡M求歸宿的意向，既未透露重大轉變，卻也多線穿插的現象，正與此不相違逆。因此，即使肯定「情」確實為湯氏戲劇文本的關鍵詞，還需釐清其如何作為關鍵詞才有意義。經由對「情」與「理」、「情」與「法」、「情」與「想」、「深情」與「智骨」等範疇在具體文脈中的分疏，可見湯氏對「情」的界義方式不僅多樣，並且容許矛盾。「情」既可能指向「飛躍」，也可能指向「網繭」；且無論為何，它都和「法」、「想」、「智」等相對端點都共同形成生存張力的結構。
湯顯祖以戲劇之道為「人情之大竇」。「竇」在《禮記》為隱喻用法，到了湯氏筆下，雖然還是隱喻，但《牡丹亭》或「二夢」呈演的戲劇之道，重心則回到「竇」的字面意思，也就是「穴」或「孔竅」上。換言之，隱喻乃反身指向自己。所以如此，應和「情」何以成為關鍵詞有關。湯氏對於「情」的用法，不論彰顯其穿透束縛的性質，或陷入封閉的趨力，都涉及「單一」及「多重」觀點的問題。
如果說《牡丹亭》是以「似怪如妖」的現象表現「天然」，那麼「二夢」則是從凡情世俗的構成，暴露其怪誕虛妄。可以說，《牡丹亭》和「二夢」，前後選取了「情」的相對面來展演「真實」。「世界」是「單一」或「多重」？「真實」是「單一」或「多重」？「孔竅」既區隔不同的時空，也銜接相異的世界。「竇」之兩端，《牡丹亭》表現為「死」、「生」，「二夢」則展演為「夢」、「覺」。戲劇主角進入而後出之，便不再侷限於原本熟悉的「單維」時空、「一個」世界；或者說，「情」都經由「孔竅」而獲得某種照明或轉化。這種表現型態和思考模式，正是湯氏十分特殊之處。
戲劇創作就其對《易經•觀卦》?堙u觀我生」、「觀其生」的關注，不啻為推演「自我」與「世界」間諸多「可能性」又寓「道」於「樂」的場域。透過人物形象、場景意象等的經營，既使得戲劇之外的人生議題和感觸益形「可觀」；但戲劇文本又遠非作者一己順逆及相伴而來的命運感所能規範。易言之，其所謂「駘蕩淫夷」之美，就在能展現豐盈而活潑創化的生機。至於生機在何處？就「荒園」與「湖山石」的意象引申，即共同導向局限和穿越、顯和隱、死與生的辯證。而生機就何而言？從其觀點可以看出一種拆解習常，重視幽隱，並直探究竟真實的傾向。又如何是世界的真實狀態？無論從儒、釋或道來詮釋，所對照者皆為僵化局限或趨向封閉的世故或世態。就此而言，不僅《牡丹亭》，包括《南柯記》和《邯鄲記》，都透露對遠離「真實」之世俗儒者及其觀點的批判。
「戲」固然不同於「經制彝常」，但「遊戲之道」亦關乎嚴肅與神聖。他一方面由「戲神」之「創生」立論，另一方面又自「宜伶」之「抽離」成說。這與其劇作展演「情」與「真實」關係的兩重方式，恰可相互參照。
- 明代戏曲「汤评本」研究
- 作者：翁碧慧 年份：2014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汤显祖 汤评本 戏曲评点 戏曲理论 明代戏曲 明代书坊
-
描述：評點內容仍能表現當時普遍流行的戲曲理論觀點，因此有其研究的必要與價值。
本論文所採取的研究方法是先掌握學者諸說的爭議所在，以作為展開真偽考述的基礎；再以四種角度觀照湯評本的諸多問題，一是考察「劇本作者」、「劇本創作年代」與湯顯祖生平的關係，以探討湯顯祖加以評點的可能性；二是藉由板式與插圖進行「評本刊刻地」的考察，觀察明代刊刻湯評本的現象，藉以判斷書坊作偽的可能性與型態；三是針對「同劇作的各種評本」進行比較，以釐清評語是否借襲他本及各評本間的關係；四是分析「評語內涵」是否符合湯顯祖的思想精神與文藝觀點。
最後以可信為湯顯祖所評的《董解元西廂》與《紅拂記》來探討湯評本的戲劇學觀點，一是雖然重視「曲意」的發揮，但已越來越講究「關目情節」的經營與安排，二是對於人物形象塑造，也因「情真」思想，促使人物由「類型化」轉變為「個性化」的發展。
至於偽託湯評本的戲劇學觀點，則由視為「擬作」的《玉茗堂批評紅梅記》、《玉茗堂批評異夢記》、《玉茗堂批評種玉記》與《玉茗堂批評節俠記》四種來探討，一是追隨湯顯祖「情」與「夢」的主題，二是注意曲白文詞的抒情性以及人物塑造的「情真」，三是注重關目情節的呈現，四是注意場上表演的需要，已逐漸建立戲曲劇本「場上表演」的觀念。
- 多重肉身─《牡丹亭》杜丽娘的女体论述
- 作者：韩巧玲 年份：2014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汤显祖 湯顯祖 杜丽娘 杜麗娘 梅洛庞蒂 梅洛龐蒂 身体 身體 知觉 知覺
- 描述：的必然過程。本研究則欲重新回顧湯顯祖「情至論」的觀點，以現象學家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1908–1961)的知覺身體理論架構起論文的主要脈絡，論述杜麗娘杜麗娘在夢裡和身為鬼魂時，皆以虛而不存的狀態，得以開放她的身體，滿足其自身的情欲。杜麗娘的身體時虛時實，看似自由地在平面立體間流動，以及在時間河裡游走，實際卻掙扎淹溺在一個身體開放與身體封閉的矛盾裡，這正是「情至」論推展至極致，身體與自然、禮教對話中必然導出的兩難：當自然的身體傾向於開放，禮教的身體卻不容如此。現實界中石道姑封閉的身體、杜麗娘傷春而死的身體、還魂之後堅持守節的身體皆可為證，只能以夢魂之體、畫魂之體、鬼魂之體滿足其天然欲望。而就表演層面來看，杜麗娘面對身體開放與封閉的兩難，在實際演出時，演員實存的身體詮釋起劇本中夢裡、鬼界不存在的身體，現實與虛構的對比，更突顯了在文本和表演的現實界中杜麗娘肉身虛實的弔詭與矛盾。本文受到梅洛—龐蒂知覺現象哲學體系中的「身體／主體」(I–body)以及「互為主體」(inter–subjectivity)的啟發，欲進一步地論證，相較於處於封閉狀態的實存肉身，杜麗娘在夢中、畫中與鬼界中的身體是一種從現實界中遁逃的方式，才得以開放、與周遭世界互為主體、相互辯證，反而才是一個真正擁有身體／主體的杜麗娘。
- 明代《牡丹亭》批评与改编之研究
- 作者：陈慧珍 年份：2014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明代 汤显祖 牡丹亭 批评 改编
-
描述：改編者根據特定目的加以改編；而初興盛的評點也加入了討論的陣容，與諸評論家、改編者等共同匯聚形成《牡丹亭》的研究熱潮。《牡丹亭》引發的迴響廣泛且多元，其中最具研究意義的應屬批評（包括曲論、評點等）與改編，本論文即以此為主軸，透過分析、闡釋與劇作之實際比較，將研究焦點放在明代，探討明代《牡丹亭》批評與改編之內在意義與價值。本論文除了緒論與結論外，共分五章加以探討：
第一章：明代戲曲品評、序跋、筆記中之《牡丹亭》批評。此類批評主要關注重點落在《牡丹亭》敘事層面的探討以及戲曲音律的討論上。在敘事層面，曲評家們考索劇作本事來源、指出故事情節的奇特性，並致力於《牡丹亭》情觀的發揚。此外，引發明代曲評家最多批評的就是《牡丹亭》的音律，他們以為湯顯祖未能瞭解吳中音律，因此律拗韻雜，登之於場上難免拗嗓之弊。整體而言，明代戲曲品評、序跋、筆記等批評文字中對《牡丹亭》音律的高度關注，正反映出在晚明崑腔聲勢日益壯大的時代氛圍中，曲壇對於音律的重視以及以崑腔為正聲的要求標準；而對於《牡丹亭》敘事層面的探討雖已及於題材、主旨語言等問題的討論，但是其缺點是在情節結構與人物塑造方面之評論仍少，未能周全。
第二章：明代《牡丹亭》評點中呈現之批評觀。其關注重點主要在三方面，一是關於《牡丹亭》「情觀」的詮釋，指出劇中人物情深、情痴、情正的特質，探討《牡丹亭》複雜而深邃的「情至」主題；二是關於《牡丹亭》情節結構的分析，提醒讀者注意劇中梅、柳意象貫串全劇、緊密聯繫情節線索的功能，以及「針線」、「埋伏」、「照應」等結構概念；三是人物塑造方面的批評，強調《牡丹亭》劇中人物的個性化描寫與人物性格中包涵的複雜特質。基本上，明代《牡丹亭》評點因受形式影響，仍停留在敘事文學的論述範疇，對於與戲劇本質相關的問題如排場設計、關目設置之冷熱穿插等問題並未充分討論。
第三章：明代《牡丹亭》改編本之改編特色與得失。明代《牡丹亭》純粹改編本目前確實可知的有沈璟的《同夢記》與徐日曦《碩園刪定牡丹亭》，傳說中的「呂家改本」是否曾經存在則尚有疑義。沈璟改本以音律整飭為其修改目標；徐日曦《碩園刪定牡丹亭》對於原作文辭則幾乎沒有更動，只是單純地刪削齣目、調整情節次序，俾使劇作「縮長為短」，使冗長的劇作刪減為較適合演出的演出本。此外，明代已經出現的折子戲演出方式，也是改編形式的一種，在《牡丹亭》選齣中，改編現象較明顯的是《醉怡情》中收錄之散齣，此書所收四個《牡丹亭》散齣之所有改編作為均以情節集中、減少用曲數及加強舞臺效果為目標，強烈突顯戲曲之場上特質。
第四章：明代《牡丹亭》改評本之一：臧懋循《還魂記》之改編與批評。其關注點主要有二點，一是音律，其改編之音律標準雖然極大部分與沈璟《南曲全譜》相合，但是也有部分採用當時的時調新曲與南曲戲文的曲律習慣，表現出以當時吳中曲唱實際狀況為依歸的靈活態度；二是情節結構，臧懋循認為原作頭緒太多，情節之主題表現受到干擾，改編時須更動原作枝蔓鬆懈之處，他並且強調埋伏照應與情節合理性的重要，在批語中多次評論原作組織嚴密與否的問題。整體而言，臧懋循之改編與批評多以舞臺演出實際為考量。
第五章：明代《牡丹亭》改評本之二：馮夢龍《風流夢》之改編與批評。馮夢龍改評本不僅大刀闊斧刪改情節與曲文、調整劇本結構，並且多處以自己新作之曲文置換原作，使得劇作面目與原作有極大的不同。在音律方面，馮夢龍對戲曲音律重視的程度，比起臧懋循來可以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在情節結構方面，馮夢龍與臧懋循同樣要求劇作須前後照應、針線細密、減頭緒、講求情節的合理性，故馮夢龍改本針對原作劇本的缺陷大幅度整編，使結構更合理簡練、更適於場上。馮夢龍的貢獻是充分認識戲曲作品的場上本質，將演出作為創作之最終目的，因此，在批語中可以看到其對於演出的提示，也可以看到有關場景的處理、服裝、佈景、砌末等方面的說明，可以說已經觸及了導演學的範疇。
在全面研究明代《牡丹亭》批評與改編之內涵意義與成就後，發現若將其研究成果置於戲曲理論發展史中審視，也具有特殊意義。綜觀明代《牡丹亭》相關之研究，不論是理論的批評或具體的改編，其內含之戲曲觀念從整體上看卻朝向同一個趨向發展，即更全面性地認識戲曲之藝術構成要素，認識戲曲本質特徵，其主要表現則為注重戲曲搬演的舞臺特徵與強調戲曲文學的敘事性。
明代有關《牡丹亭》之批評與改編，讓《牡丹亭》之藝術成就更為世人所了解，也為《牡丹亭》「經典」地位的建立貢獻了力量。今日《牡丹亭》的研究正蔚為風氣，承續著明代以來的討論熱潮，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從歷史的眼光來看，許多課題的研究在明代開創，延續到清代、現代，有些仍然難以有一致的共識，有些則已獲得了解決，而明代《牡丹亭》的批評與改編，正是對於這部經典的研究的開端。
- 孔子诗教的历史渊源：试探周代礼官制度中的诗教
- 作者：吴昌政 年份：2014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诗三百 诗教 乐教 孔子 周礼 礼官 德 赋诗
-
描述：度以及詩三百的流傳途徑息息相關。本文的研究成果可以作為對孔子詩教之歷史淵源的考察，也可以視為對中國詩教探本溯源的嘗試。
本文所稱的「詩教」，指的是古代以詩三百的相關篇章作為教本的教學活動。本文探究的焦點，包括了周代詩教得以成立的基礎、背景，以及它實施的情況、應用的功能，與具備的內涵特質。我們發現，詩文本的性質、詩文本的流傳途徑、詩文本的應用功能，是掌握詩教問題的重要線索，而本文的論述也圍繞著這三條彼此交縱的思路進行。
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之上，本文從周代禮官制度的相關文獻記載切入，針對「孔子詩教的歷史淵源」這個論題，提出如下的初步結論：
（一） 詩三百是禮樂文明的產物，其內容關乎政教文化，是周代詩教的基礎。
（二） 周代詩教主要由禮官負責，其授受途徑有二──樂官詩教與國子詩教。
（三） 周代樂官詩教以服務典禮儀式的奏樂歌詩為主，樂「德」乃其核心精神。
（四） 周代國子詩教以「導廣顯德，以耀明其志」為綱領，意在培養貴族君子。
（五） 春秋時代「賦詩」、「引詩」的活動體現了周代詩教的功能與內涵特質。
- 虞集诗文研究：学术主张与情感积累的寻绎
- 作者：吴琼雯 年份：2014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元代 虞集 南人 生平叙介 学术主张 情感积累
-
描述：虞集的生平，其次便是點校、爬梳與解讀文本，再者便是整理、分析與綜合散見於各種的元代文學史、詩歌史、學術專著與期刊論文之虞集相關論述，以作為本文的研究背景。
在掌握虞集的生平與解讀文本的過程中，虞集的形象逐漸形成。虞集站在顯榮家世背景的基礎上，秉承家學與師承之教育，成為一個典型的中國傳統知識份子，因此治學求用與行文述懷是其畢生力求結合的兩大命題。但是因為其所處政治環境之迥異於歷代過往，所以其在漫長仕途中所呈現的追遠與念鄉情懷，及致用或思隱襟抱便含有著特殊的成分，例如：虞集雖然強調唐宋簪纓家子的出身，卻又謹守元代順臣立場的分際；重視仕宦力求致用，卻又一再湧現南人情結而屢思歸隱等。
在治學求用的歷程中，虞集雖然沒有刻意撰書輯典來呈現有系統的完整論述，卻逐漸形成自己具有集成特色的學理主張。例如虞集因為重視治學，所以不斷提出相關的內容與方法，此中反映著他承繼了傳統儒學與新興道學的特點，並且採兼融的方式取各家之長以為己用，其目的即是追求致用的才幹，與自我提升至聖賢境界。在行文述懷的寫作時，虞集本身所具備的學術見解與修養不斷地在影響詩文創作，因此其提出的文本論具有道學理氣說的觀念，風格論則主張著由力求性情之正以形成平易正大與清和之至的特質，並且強調作品垂世立教的功用。
本文在力求周備而又去其雜蕪的尋繹過程中，將虞集在中國古典文學史的存在點予以深化，而目前的研究所得即是其生平與著作的掌握、學理主張的釐清與情感積累的呈現。
- 李绂催漕研究
- 作者：王含卿 年份：2009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李绂 催漕 《漕行日记》
- 描述：漕渐为朝廷重视的观点。并对李绂出任钦差负责催漕的起因进行论述，认为朝廷之所以选用李绂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第二章：根据《漕行日记》记载，将李绂催漕过程分为督催漕运北上、天津截留及起米运通三个阶段，认为此次催漕因着李绂的督导乃取得令朝野意想不到的收效。第三章：从李绂改革速漕之法、督禁运丁庙前演剧及调制官弁与运丁之间的关系等方面进行探讨，显示了李绂在思想上躬行实践、行事上雷厉风行、催漕风格与众不同的独特性。第四章：对李绂催漕全过程进行反思和评价。
- 虞集诗学研究
- 作者：何云丽 年份：2009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虞集 诗学 诗歌创作 宗唐复古 性情之正
- 描述：诗歌教化讽谏、颂扬盛世的社会功用作用。但是，作为一代文宗，虞集追求“宗唐复古”以得“性情之正”的诗学理想。在其通达的诗学主张影响下，虞集的诗歌创作众体兼备，风格多样，数量颇丰，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本文在原始材料的基础上，联系虞集所处社会背景，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力求对虞集的诗学作较为全面、深入的探讨。
- 王安石哲学思想探讨
- 作者：曾岗 年份：2008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王安石 王安石 易学 哲学思想 法家思想 变法活动 儒学思想
- 描述：法家和儒家的哲学思想内容。 笔者在探讨王安石这些哲学思想时，以其所处的时代为背景，以其变法活动和内容为重要线索和基础，并将其哲学思想解构为易学思想、法家思想、儒家思想三个方面来加以分析。本文所旨是通过概述王安石历史活动，分析其哲学思想，揭示王安石哲学思想特点及其思想意义。
- 治心与治道——王安石的政治思想及其哲学基础
- 作者：卢豪 年份：2009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王安石 王安石 政治哲学 哲学思想 思想 政治思想 社会治理 治道 治心 和谐 秩序
- 描述：浑然一体，互为表里，系统严整，史称荆公新学。梁启超在《王安石传》中，盛赞“荆公之学术，内之在知命厉节，外之在经世致用。凡其所以立身行己与夫施于有政者，皆其学也”。王安石的哲学思想以接续孔孟之道为己任，以内圣外王为基本框架，在恪守儒家本位的基础上，融通佛老，兼采诸子，学术特征以天道心性义理为主旨，它是第一个成功地取代汉唐注经之学的义理之学。王安石的政治思想超越了当时传统的儒家政治思想，他用“心”“意”解经，直承先王之道，勾画出“三代之治”的理想社会；在治心上，他采取“三步走”的策略，主张“一道德而同天下之俗”，来统一人们的心灵秩序；在治道上，他的“三不足”变革之道，震动了当时统治阶级的保守派，成为其随后推动变法改革运动的纲领；在致思理路上，王安石以“九变而赏罚可言”来建立政治宪纲，阐明一种推天道、治心性、明人事的思路，使其政见高出同辈，独步一时。荆公新学博大精深，虽不能将王安石的哲学思想主要问题简单化约为政治问题，但王安石哲学思想里明显而强烈地蕴涵着政治向度，在实践上它为治道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撑。 本文从政治哲学的视域(即治心与治道)来剖析王安石的学术思想，来重新认识九百多年前那场变法改革运动背后的深层理论结构，来把握哲学与政治变革相推相当，交融互动的过程，来厘清经学、玄学、佛学向宋明理学过渡中的这一承上启下的思想脉络。文章最后总结出王安石的政治思想与哲学思想的关系及其理论价值，即王安石用哲学的方式来思考和探索政治问题，他所追求的公正、合理的“大中至正”之道和公平、理性的人本秩序，以及“大有为”的理想抱负，对当时乃指后世都产生着积极而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