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两总”团队职业发展天地更宽广 ——航天型号“两总

【出版日期】2011.04.15

【版次】第3版(特别关注)

【入库时间】20110920

【全文】

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的型号研制团队里，型号“两总”系统是一个重要的团队。他们是型号研制中名副其实的核心与中枢，他们的职业发展之路走得顺不顺、畅不畅，有没有烦恼和困惑，都会对整个型号研制工作产生影响。

记者在近期开展的调查采访中发现，尽管对航天型号充满了无限热爱，但型号“两总”团队中也有一些人基于今后职业发展的考虑，“忍痛割爱”，转向了其他岗位。面对他们在成长与发展中的烦恼，有没有破解之道？记者在采访中找到了鲜活的答案。

光荣与隐忧同在

“型号‘两总’团队在型号研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他们中的很多人一辈子也许顶多只能做到型号副总为止，所以有些人才会有转岗的念头。”已经年过花甲的某型号总指挥毕作滨告诉记者。

一院某型号副总师王军(化名)最近很“纠结”。近来，他有一个调任到所在研究所任“所长助理”的机会，可是他一直在去与不去之间摇摆不定。

这个被很多人看来是一个绝佳的“转型”机会，实际上却是违背王军本人的职业规划的。自大学博士毕业后，王军在型号一线已经“摸爬滚打”10多年，积累了丰富的型号研制经验。“从读大学起，我就立志要成为像钱学森一样的科学家。每次看到自己亲手研制的型号获得成功，那种成就感真是无以言表。”

然而，在广泛征求周围同事的意见后，立志献身航天型号科研事业的他发现，“行政转岗”却被很多人视为一条不错的发展道路。

“像我们这样的型号‘副总’，在级别上高于处长，低于副所长。工作上对型号总师负责，而行政上却对所在厂所领导负责。表面看上去‘风光无限’，实际上却有很多现实问题。”王军告诉记者。

由于有些“高不成、低不就”，所以型号“副总”常常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在收入待遇、福利分房等与实际利益密切相关的方面，并无优势可言。此外，在很多技术决策场合，受制于阅历和经历，王军发现自己很难握有足够的技术“话语权”。眼看着身边的年轻人一茬茬成长起来，他的内心有些迷茫。

王军的情况不是个案。近年来，很多航天老专家注意到了型号技术人员“转岗热”的趋势，显现出航天科研人才的培养存在一些隐忧。“搞型号的人都知道，一个型号研制团队中不仅总指挥、总师很重要，‘副总’们同样很重要。他们不仅在技术上能独挡一面，是所在专业领域的专家，同时又具备‘跨系统’的专业协调和解决能力，是真正的型号航天技术‘复合型人才’。”毕作滨告诉记者。

目前，集团公司型号“两总”团队已是一个重要的技术群体。随着航天型号的快速发展，目前的“两总”系统呈现年轻化、学历高、自我期许高等特点。当前，团队中的“70后”不在少数，他们在为航天事业的技术推动作出自己应有贡献的同时，也希望自己的个人前途更加宽广。

“不是我不热爱技术，不扎根型号。可是我现在所在型号的总设计师，年龄比我还小。我怎么可能干得过他们呢？”采访中，王军多次表示自己的忧虑。马斯洛的“自我价值体现需求”在他和同龄人中体现得更为突出。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对自己职业发展的迷茫、待遇的差距、对技术民主氛围的期待以及航天队伍“年轻化”带来的焦虑，成为型号技术人员转岗的主要原因。

靠事业留人

航天型号“两总”管理模式自上世纪60年代发展而来，随后不断在航天型号中深化发展。由于责任明确、管理精细，这种管理模式一直被航天工程实践中沿用，同时也被其他行业所借鉴。作为技术团队里的核心人物，“两总”被置于了较高的关注度。

根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型号系统领导干部管理规定》，目前的总指挥、总师一般行政关系隶属于研究院，而负责每个系统技术抓总的“副总”，则保持原来的隶属关系，即从属于所在厂所领导管理。

据集团公司人力资源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航天整体型号数量偏少，“副总”基本上由研究院的院领导兼任，所以感觉地位较高，同时也拥有较强的技术“话语权”。

目前，集团公司研制的型号近百个。“这是集团公司发展的必然，应该看到，航天高速发展的态势，其实给每个型号技术人员提供了更大的成长空间。”该负责人说。

该负责人告诉记者，集团公司目前实际上给型号“两总”团队提供了较宽的成长通道。很多具备管理才干的技术人员很容易在重大航天工程型号“脱颖而出”。“神舟飞船研制团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现任资源一号卫星总设计师兼总设计师张庆君在‘副总’的位置上才干了两年，就调任到其他型号负责抓总工作了。而现在航天型号处于快速增长的形势，集团公司‘两总’缺口很大，急需年轻人担任重要岗位，可以说所有人都有机会。”

嫦娥一号卫星团队也是一个很好的范本。黄江川、孙泽州等多位优秀的专家在型号实践中经过锤炼，在后续的探月工程中走向了更加重要的岗位。大量的型号技术人员经过型号的锤炼后，也为自己的后续发展奠定了扎实基础。

因此，破解型号“两总”团队职业发展困惑的首要之道，还是靠事业留人。

靠待遇留人

今年，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年度工作会首度颁发了“航天功勋奖”、“航天创新奖”和“航天贡献奖”，重奖在技术领域作出卓越贡献和付出艰辛努力的技术人员，此举在基层备受好评。

“从获奖名单里能够看到集团公司注重向型号一线倾斜的决心。”五院一位技术人员告诉记者，他们认为，该项举措在各院所起的示范效应远远高于奖金带来的实惠。

一院党委书记梁小虹今年在与型号人员座谈时发现，型号技术人员的整体待遇仍显偏低。据梁小虹介绍，航天总公司时代曾经下发过一份文件，由总装备部和国防科工委牵头的型号团队中的“副总”待遇按照厂所副职来执行，总公司牵头的团队中的“副总”待遇参照处级来执行。同时该文件规定，退休后“副总”们就不再享受此项待遇。

“这项政策导致了很多“副总”产生了‘身份不明’的困惑。”梁小虹说。

“我们今年下决心要稳住型号技术骨干。我认为在航天快速发展的今天，要充分考虑‘人’的因素。靠什么来让他们安心，我认为提高待遇是一项重要工作。”梁小虹一语中的，他告诉记者，今年一院将下决心免除“两总”系统中技术骨干的后顾之忧，切实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

根据新调整的方案，从明年起，一院所有型号“副总”的薪酬将纳入院人力资源管理体系。这意味着一院的型号“副总”明年的薪酬将直接和所在厂所的副职对接。“客观上讲，型号‘副总’的工作复杂程度不如厂所副职，但是我们希望通过此项举措，能够形成一种‘鼓励去型号一线’的导向。”梁小虹说。

靠发展前景留人

记者采访集团公司某在研重点型号的副总指挥田文(化名)是在会议间隙，这位“70后”的副总指挥，当初是放弃了重要的行政岗位，“主动请缨”来到型号一线，甘愿坐技术“冷板凳”的。

“现在就像盼着自己孩子快速长大一样，对饱含自己心血的型号首飞充满了无限期待。”田文笑言，回到技术线后自己更加精神焕发，虽然像个“陀螺”一样转个不停，但是内心涌动的成就感让他觉得有“干头”。

在采访中，很多航天专家表达对现在年轻人不同程度存在的浮躁表示焦虑。“我们都是在型号一线干了几十年，积累了丰富的型号经验才当上总设计师和总指挥。”火箭专家龙乐豪院士结合自己型号研制经历，建议年轻人要注重技术广度和深度的积累，要把自己培养成所在领域的权威技术专家。同时龙乐豪建议，组织要敢于把有潜力的技术人员放在一线锻炼，要有意识、有计划地安排年轻人接受锻炼，加快成长。

“当年，我退位后，把‘总指挥’的帅印交给才四十出头的岑拯。我就是看中他具备的技术全面、为人正直、高调做事、低调做人的作风。”龙乐豪告诉记者，他认为年轻技术人员要在一线加强业务储备的同时，也要注重作风培养，切实做到“作风上接班”。尔后，龙乐豪也相继推举了“长三甲”队伍里的李东、姜杰走上总指挥和总设计师的位置。“他们多年轻啊，这么年轻就能在型号队伍里担当重任，除了个人素质外，更重要的是航天事业给了他们发展的广阔前景。”

采访中，梁小虹告诉记者，他认为行政和技术是两条职业路线，不存在“职业优劣”之分。

“技术岗位相对单一，但是需要有深厚的技术功底和追求事业的信念，能够耐得住寂寞；行政岗位需要有较强的协调能力，优势是能够享有较强的资源支配能力，但是成就感显然不如技术岗。”梁小虹说，他希望每个人年轻人能够结合自己的职业规划和性格特征，为自己做好职业设计。同时，也在要航天领域倡导技术民主、协商、平等的氛围。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现在很多重要型号的“两总”来自于行政岗位。嫦娥二号卫星总指挥张廷新告诉记者，在行政岗位上担任领导多年的他把自己重回型号战线视为是一种“回归”。“能够把自己的专业知识和自己的职业规划结合起来，能够亲手见证航天型号从无到有，从研制到成功，那真是一种幸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