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巨子”袁枚改变了我一生-——王英志访谈录

【出版日期】2010.03.28

【版次】第A23(晚报会客厅)

【入库时间】20101230

【全文】

■本报记者 刘放 同为一等奖的，还有学者余秋雨先生 晚报会客厅：王老师好！感谢你在我们晚报的《怡园》副刊开辟“凌云斋”专栏，为我们赢得了一部分固定的读者，或者说是你的“粉丝”。你在文章中陆续谈到自己与读研时的导师钱仲联的不少趣事，更有与清代大才子袁枚的缘分，很有戏剧性，能集中系统地说说这些故事吗？ 王英志：这当然是我所乐意的。回首我的求学和治学的岁月，我倒还真的是与你所说的这二位有着神秘的缘分，可以说，是他们俩牵引和成全着我的大半生。至于你所说的“感谢”，其实是我应该首先感谢你们。我是很看重“凌云斋”这个小专栏的，我最重要的学术著作《袁枚评传》，印了不足万册；编著的《袁枚全集》，出版再版加起来海内外发行超过6000册，这在学术著作中已经是可观的印数，也能够给出版社赚钱了；但比起你们的报纸，一天的发行量就是二十多万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学者当然都看重自己的学术著作，那是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但同样也看重自己的学术著作能有深入浅出的机会，介绍给大量的普通读者，而不仅仅知识圈内的研究人员。你看一些学术名人在商业出场中，出场费高得吓人，但如你们与苏州图书馆合作推出的“名家大讲堂”，他们就不会计较什么“出场费”了，这种公益性的讲座，让他们免费出场，他们也是乐意的。所以，我要感谢你们开出我的“凌云斋”专栏，上面的小文章，将一些学术中的问题浅显趣味性的写出，普通读者也能接近学术问题，是很有意思的。“凌云斋”是我的书斋名，出自恩师钱仲联的手笔。 晚报会客厅：你是研究袁枚的学者中最重要最有成绩者之一。有人说你是大器晚成。但据我所知，你其实当年在北大求学时，就赢得过校园诗人的名声，应该是“出道”很早的啊？ 王英志：这个名啊，要说早，还有更早的中学生时代。那时发表文章不像现在，小学生甚至还在幼儿园时，就能有小文和书画作品在报纸发表，我们那时是很难的。但我在上海读中学时，就在报纸上发表过作品，在我们同学中很是风光过。我参加了1963年上海中学生作文大赛，还获得过一等奖，后来发现，上年比赛获一等奖的，还有当代很有名的学者余秋雨先生。我们是同一座城市生活的高中毕业生，大学毕业后又都在高校工作，上海离苏州又这么近，但就是没有会过面，这就是没有前面所说的“缘分”啊。 晚报会客厅：那我们还是接着说说与你有缘分的袁枚和钱老？ 王英志：我接触袁枚比较早，那还是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知道袁枚的具体时间应该是1964年10月11日，当时我刚升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二年级。北大位于西郊海淀，远离市中心王府井商业区，那时的穷学生几乎没有机会去逛逛商业街饱饱眼福的。但是，11日这天是个星期日，似乎是鬼使神差，我竟破费乘上32路公交车去了王府井，逛街中经过新华书店就拐了进去。当时读大学不要学费，而且享受着国家助学金，但钱很少，以喂饱肚子为第一，买不起闲书，我进书店也不过看看而已。但橱窗里的一本小书，却让我眼前一亮：《读随园诗话札记》，作者是大名鼎鼎的诗人郭沫若。《随园诗话》闻所未闻，不禁有了好奇心，因为我当时正热衷于写诗，就是你前面说的北大校园诗人，读读诗话对写诗一定有帮助吧？一看价格：0.32元，我条件反射般想到的是，这个数字是我的两顿饭钱。我把玩那本小册子，发现它是作家出版社1962年9月北京第一版。郭沫若在序中称：袁枚是“二百年前的文学巨子，其《随园诗话》一书曾风靡一世”，“其新颖之见已觉无多，而陈腐之谈却为不少”，于是以“今日之意识”，“揭其糟粕而糟粕之，凡得七十有七条”。可见，这本小书不是褒袁枚，而是贬袁枚的。这是我平生首次见到“袁枚”大名。看看两顿饭钱就可以买到“两位大诗人”，我一咬牙掏钱了。返校后，我还在书的扉页上写下“英志1964年10月11日购于王府井”的字样。从此，我算是与二百多年前的“文学巨子”袁枚结了缘。 晚报会客厅：有点节衣缩食为买书的味道。但我听说，你为了研究袁枚，几乎做了鲁迅笔下的孔乙己，有这回事吗？ 王英志：偷书啊？那倒没有的。我可没有做过“窃书”的勾当。至多，也是有其心态，而没有其行为。现在想起来也是让人忍俊不禁，很好玩的，说说无妨。我直到1968年底毕业离开北大也没看到《随园诗话》原著，就被分配到了浙江新昌中学任教。原以为身处浙东偏僻一隅，此生与《随园诗话》是无缘相见了，未料“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一天，我居然在学校小图书馆发现了心仪已久的袁枚《随园诗话》！那是“文革”时期，没什么书看，可我在图书馆找书时，忽然于角落里发现了几捆尘封的“禁书”，细看，竟从书脊上看到“《随园诗话上》”、“《随园诗话下》”一厚一薄两本书，皇天在上，这不是做梦吧？我惊呆了！看看周围无人，兴奋而紧张，竟“目无法纪”，解开麻绳，抽出二书，一看正是郭沫若所说到的版本；于是，再捆好其他书，又迅速擦去这两本书的灰尘，好像是从书架上取下的一样，拿着就去办理借阅手续。管理员其实不大注意，但我有些“做贼心虚”，总感觉他怀疑我拿的是不该拿的书，心里紧张得直敲鼓。还好，冥冥之中袁枚保佑，书竟顺利到手，非偷非窃，借的。 《随园诗话》我借阅了很长时间，抽空就翻翻，渐渐觉得其称得上是一位略有瑕疵的美女，却被郭沫若先生涂抹成了丑婆。“陈腐之谈”自然难免，但其主旨是强调诗歌抒写性情、表现个性的本质；倡导艺术独创精神，反对复古摹拟；主张语言自然，批评堆砌典故；标举诗歌感人的魅力，不满沈德潜鼓吹的温柔敦厚诗教观等，都具有价值。郭沫若先生以偏概全，未免有些吹毛求疵了。不过此时也就是心中暗自评判而已，并不知以后会与袁枚有更深的因缘。 袁枚其实是苏州女婿 晚报会客厅：你说过沈德潜是清代苏州著名的诗人，那么袁枚与苏州是有关系的？ 王英志：何止是有关系，简直是关系密切得很。他住在南京，但常来苏州。眼下就是春暖花开的时节，如果袁枚还在世，他是很可能从南京来苏州的。虽然他与沈德潜诗歌主张不同，但这并不影响他们成为好朋友。要说袁枚与苏州的关系，可能回避不了他的苏州小老婆这层关系。那个时代，娶小老婆是很正常的事情，无须回避的。袁枚有五六个小老婆，至少4个是苏州人。这样说来，我们可以认定，袁枚其实是苏州女婿。这一身份，倒与我本人完全相同。 晚报会客厅：请说说你的苏州女婿这个身份，这大约不会与袁枚有什么瓜葛了吧？如果有，那真是无巧不成书了。 王英志：这有点像赵本山与小沈阳的小品，点菜中，赵说“这个可以有”，而小沈阳答“这个真的没有”。要说我成为苏州女婿也与袁枚有瓜葛，那是真的牵强了。但与恩师钱仲联因此结识，倒是客观事实。不过是先做了苏州女婿，同时为了不演牛郎织女才成了钱老的研究生的。在新昌教书时，想正常调到苏州工作，那时简直比登天还难。粉碎“四人帮”后，迎来文化教育的春天，我们那批大学生可以重新考回北京大学，而我真的就考上了，二度回到北大校园读书。1979年，我考取苏州大学（当时为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钱仲联教授的首届研究生，能够夫妻团圆，更获得广泛接触袁枚诗集、文集、尺牍等其他著作的机会，并了解到建国前后袁枚研究的信息，发现建国后袁枚研究论著不仅极少，而且多持否定态度。我感觉袁枚性灵说不仅极具理论价值，而且是研究清代诗学的重要枢纽，必须做篇翻案文章。于是决定以《袁枚性灵说新探》作为我的硕士论文。我为自己与袁枚正式结缘而欣喜。 但导师当时对袁枚并不喜欢，这里，要说说恩师钱老的可爱和可敬处了。钱先生不喜欢我的选题。先生于清诗推重宗宋派，如对同光体评价甚高；而对袁枚人品放纵庸俗一面与诗歌纤佻一面皆颇不以为然。我想，这大概是先生对我选题不看好的原因。但先生心地仁厚，并没有直接命我改题，但讲课时经常有意无意地说几句袁枚“坏话”，刺刺他，也刺刺我，我知道这是他对我旁敲侧击，启发我“觉悟”。他是担心我选错题，影响毕业，实际希望我改题却不愿强我所难。我的个性有些固执，更因为与袁枚“因缘”的关系，尽管听课时如坐针毡，但您老既然没有明确命我改题，我就装糊涂，苏州话说叫“装戆”，最后还是战战兢兢地完成了这篇硕士论文，经过答辩委员会的评审，顺利过关。钱老自然是高兴的，我则十分感激先生成全了我的论文。也许我的这篇论文是新时期第一篇比较全面地肯定袁枚性灵说的论文，后来还入选了全国优秀博士硕士论文选。而让我惊喜的是1994年第2期《文学遗产》发表了钱先生领衔署名的《袁枚新论》大文，对袁枚性灵说与诗坛地位给予了全新的极高的评价。这让我心头积压多年的有违师意的歉疚也随之化解，继续深入研究袁枚的信心则更足矣。你说我的先生可爱不可爱？可敬不可敬？ 袁枚后人，助我解开了这个谜 晚报会客厅：真的很有意思！在随后的研究中，还有生动的故事吗？ 王英志：有啊，这要说说我与袁枚后人的故事了。 晚报会客厅：袁枚真的有“嫡系”后人吗？是家谱中有记载的那种后人？ 王英志：是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后人，而且，还对我的研究给与过突破意义的帮助。使我暗暗庆幸，就像当年在新昌中学图书馆中“借”《随园诗话》那样感激冥冥之中袁枚的保佑。我编著有423万字的《袁枚全集》，多种袁枚研究著作，业界友人戏称我是“袁枚功臣”，此书收袁枚著作10种，还有编辑之作等多种，应该是目前收集最全的“全集”。但缺失“日记”，始终是个缺憾。《随园诗话补遗》卷七云：“余所到必有日记，因师丹之老而善忘也。”俞樾《春在堂随笔》卷十记曰：“袁枚随园纪游册，乃其元孙润字泽民所藏。”但是否真有书留存，一直是学界的一个谜。是袁枚后人，助我解开了这个谜。 那也是媒体牵线。2007年，有记者采访我，许多读者都想知道有没有袁枚后人在世，我说我也想找到袁枚后人啊，希望能得到些“秘籍”，但未能如愿，我也不知道袁枚是否有后人健在。采访见报不久，我收到一封来信，说看了报纸对我的采访，自报家门她就是袁枚第八代孙女袁建中。经接触，她用电子邮件传给我其父当年因南京要修建体育场，写给市政府要求保留其先祖袁枚墓地的申诉函以及政府的批复等材料，还有一张从未见过的袁枚像，使我确信“袁枚后人”不假，非常欣慰。于是我们见了面。袁建中给我看的大本相册，有八九十张照片，竟是我渴望已久的手抄本袁枚日记的翻拍本。我当时的兴奋已非言语可表述。但遗憾的是照片较小，手书字迹看不大清楚。于是我问阿有原件，她说原件在其生活于海外的兄长袁建扬处。袁建扬肯成全我的研究，他给我的信中说：“袁枚这本晚年游记经历了太平天国的烟火，逃避了日本人的炸弹，躲开了红卫兵的视线，抗过了二百多季江南黄梅天的潮湿及蛀虫的侵犯，终于找到了理想的归宿。也许，这正是她生命的新开端！ ”他也为能帮助我而欣慰。这些日记内容既是研究袁枚晚年人生与思想的生动资料，也是了解乾隆盛世后期社会生活与习俗的鲜活教材，弥足珍贵。日记经我整理，已在《古典文学知识》上连载。我至今还感叹不已的是，学界谁不想得到此珍贵资料，偏偏独为我所得，能不是缘吗？ 王英志小传 王英志，男， 1968年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现为苏州大学学报编审、副主编，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明清诗学研究，出版著作约三十种。其中《袁枚全集》《清人诗论研究》《中国古典诗歌艺术新探》《性灵派研究》《袁枚评传》等有一定影响。另有《陈子龙全集》《清代闺秀诗话丛刊》即将出版。曾于《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艺研究》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发表随笔若干，出版随笔集《随园性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