擎天一柱王安石

【出版日期】2010.08.22

【版次】03版:日报三版

【入库时间】20110308

【全文】

淳化四年——公元993年二月,王小波在青城县(今四川省灌县南)发动农民起义。真宗、仁宗、英宗三朝,农民起义此起彼落,国内阶级矛盾如火如荼,以国家为重的范仲淹于庆历三年(1043年)发起一场庆历“新政”,结局是失败。——范仲淹的法令侵犯了贵族、官僚的利益,这个食利阶层岂容他们的碗柜里少了玉食,而国家在什么地方!新政夭折,社会矛盾依然如故,财政危机更加严重,士大夫要求再次改革的呼声如潮水一般高涨起来。

在要求变革的志士当中,三十八岁的王安石脱颖而出,他以三司度支判官的身份向宋仁宗上了一封《言事书》,请求培植人才,以便改革现行法度。他指出:国家财力困穷,风俗衰坏,在于没有合乎先王之政的法度,而要“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于先王之意”,又缺乏人才,人才是当务之急。王安石主张从教、养、取、任四个方面培植人才,使在位者得其才,然后视时势之可否,因人情之患苦,变更天下之弊法,以趋先王之意。他认为汉唐五代之所以乱亡,晋武帝所以招致祸乱,皆源于人才不足。《言事书》还指出:当时财政的困窘,决非由于官员之冗滥和官员俸禄之厚重,关键是理财不得其道,不能因世之宜而变通,假若理财得道,即使增加官吏俸禄,也不会影响国家财力。“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王安石的独到见解受到众多士大夫的赞赏,宋仁宗却没有采纳。

稍后司马光和苏轼也提出改革主张,只是没有王安石的高度和深远。宋神宗即位,王安石成为众望所归的人物,力举他执政,以期“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1069年农历二月,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要他拿出一整套改革方案。在古今中外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一场变法开始了。

变法之初,王安石首先面对宰执们的阻挠。宰相曾公亮阻挡禁用新人,不支持变法；富弼称病求退；参知政事唐介极力反对变法；另一位参知政事赵抃见变法难以阻挠,便整天叫苦不迭。时人讽刺说:五位执政者“王、曾、富、唐、赵”分别是“生、老、病、死、苦”。

农历七月,各项新法陆续推出。在理财方面,先后有改革财政弊端的《均输法》,提高税赋收益的《青苗法》、《免疫法》、《方田均税法》,发展农业的《农田水利法》,顺应商品经济发展的《免行法》,加强政府市场垄断的《市易法》。在强兵方面,有维护地方社会治安的《保甲法》,保障军备的《保马法》,提高装备质量的《军器监法》,提高军队素养的《将兵法》。在教育文化方面,有改善科举制度的《科举新法》,整顿学校的《三舍法》。

新法一出,即刻引来一些人疯狂的攻击,矛头直指王安石——宋神宗是不敢攻击的,尽管他还是个孩子,但却是一国之主,万乘之尊。最大的罪状是王安石不守祖宗之法。王安石只能说:“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赵顼听从了王安石的忠告,同一天任命王安石和另一位主张变法的韩绛为宰相,变法的浪潮开始汹涌澎湃起来,来自对立面的阻力也随之凶悍起来。富弼、司马光、文彦博之后又有宦官和外戚,太皇太后曹氏、皇太后高氏一同站出来喊话,命赵顼收住劫持他们财富蛋糕的脚步。

赵顼的命运有点波折。熙宁六年(1073年)始,全国连年大旱,灾民涌向开封等大城市。来自最高层的一种声音说变法触怒了天帝,连上苍都变脸了。两个长辈女人由喝令转而泪痕斑驳。男人最见不得的是女人的眼泪,何况这眼泪是祖母和母亲的。赵顼只能让王安石离开。次年四月,王安石无奈地到江宁“休养生息”。

王安石走了,新法没有随王丞相而去,继续它曲折前行的命运。这时,新的问题出现了:争权,为了个人利益变法派内部斗了起来,王安石一手提拔的吕惠卿向昔日的恩人投来一簇簇冷箭。面对要崩盘的局面,宋神宗请在江宁歇了八个月的王安石来朝复职。此时的王丞相有些疲于奔命,他那些帮手没有他的胸襟,而狗苟蝇营的本事又是他王安石难以企及的,变法强国在那些人看来是虚幻的境界,手中的权力是再实际不过的。看到宋朝统治阶层乱作一团,辽邦传话要割一块地方供他们牧马。这给了韩琦等人一个非常好的机遇,种种罪名全泼在王安石身上。1076年春,孤军奋战的王安石请辞相位,十月,宋神宗准奏,王安石出判江宁府。又一年,王安石辞官,退居金陵,不再过问政事。

王安石走了,宋神宗亲自出马,力施新法,吏治和军队建设上又有一些新制出台。国力上升了,十二年的变法使财税收入增加了六成多,禁军人数达到六十余万。洮河安抚使王韶招抚了青唐地区最大的一个吐蕃部落,一些小吐蕃也相继归附。后王韶攻打吐蕃大本营,占据武胜(今甘肃临洮),再占洮州、河州、宕州、岷州、叠州等地(今甘肃临潭、临夏、宕昌、岷县等地区),招抚河湟一带(今青海东部)的吐蕃部落三十多万人。这是北宋王朝结束五代十国割据之后八十年间最大的一次军事胜利,不但使北宋控制了西北门户,斩断了西夏的右臂,而且把版图拓展了两千多里。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宋神宗开始对西夏用兵,这仗是有一打的,只要用人得当,然而赵顼在这个关键时期显露出他是赵光义后生的本来面目:用人失当。1081年(元丰四年)灵州兵败,次年永乐兵败,两次大战使六十万军队丧生,三年后,赵顼在三十八岁这道坎上闭上了痛责的眼睛。随着这位君主的离去,王安石的新法也走向了尽头。

司马光卷土重来了。就在司马光无限风光废除新法的日子里,王安石阖上了他那双落寞忧郁的眼睛。朝廷停止上朝两天,司马光评价王安石说:文章、诗赋和个人品德不同凡响,但政治上轻率幼稚。从司马氏的这个评价中得知司马光的不同凡响,他不愧修史近二十年,他从卷帙浩繁的史册中看清了中国历史的本来面目,看懂了个人成败得失的真谛所在,他司马光要成为一个成功人士,即政客,而不是为国家计、为民族计的政治家。这就是北宋两个重要人物的差异。

总之,王安石是幸运的,不论他在新政的道路上遇到了多少阻力,经受了怎样的坎坷和挫折,总之他成功了,他的变法是人心所向,他使那些只顾个人家族利益而不计国家命运的权贵和官僚让出了一些既得利益,皇室的特权受到削弱,他使北宋王朝在短短数年内财力物力大增,国库粮仓的钱粟“无不充衍”。他没有像司马光一样对守旧派进行“无情打击”,他为国家计,为民谋,他是中国几千年来屈指可数的宰相之一,是一座巍峨的高峰。他的品行如昆仑山,非司马氏所能比对,他的功绩彪炳史册。推崇司马光的人否定他,松柏不言,四季长青；拥戴苏轼的人谩骂他,大海自博,容尔吐秽。站在司马光身侧的人是立场问题,尊苏轼为国柱而诽谤王安石者则是无知鼠辈。苏轼讽刺王安石不是一次一事,而是大半生,乌台诗案中倾力相救者谁——王安石。王丞相的胸襟在苏东坡行将丧命的关键时刻,这位好骂的才子才领悟过来。

梁启超在《王安石传》中说:“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唯公庶足以当之矣……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诟,易世而未之前者,在泰西则有克林威尔,而在吾国则荆公。”

列宁认为,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

□人物志西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