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与苏轼

【出版日期】2009.07.22

【版次】第08版：日报八版

【入库时间】20130330

【全文】

自欧阳修后，王安石与苏轼同属北宋中后期的第二第三代文坛领袖。俩人20年的交往中，有政见不同的尖锐对立，有诗文唱和的切磋交流，有王安石营救苏轼的感人事迹，更有二人尽释前嫌、互相倾心敬慕的千古佳话。他们既是政敌又是诗友，终为至交。

我们把二人作个比较，二人既有惊人的相似，又有截然不同的方面。先说相同点：一是他们都出身书香门第，父亲皆饱学儒士，尤其是两位母亲都有较高的文化道德修养。二是俩人都是少年神童，自幼勤奋苦读，刚满20岁参加科考，都曾被主考官初议为状元，但阴差阳错失之交臂；以清朝诗、书、画“三绝”著称的“扬州八怪”之首郑板桥，秀才、举人、进士三项功名竟历时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进士及第已是44岁；欧阳修的父亲49岁才中进士，曾巩1042年与王安石同时参加科考，名落孙山，1057年与苏轼兄弟同榜进士，虽为宋代散文六大家，已是39岁；在百岁老翁参加科考的封建时代，二人实属天下奇才。三是俩人皆有广博的学识。都曾受到第一代文坛领袖欧阳修推荐，同为唐宋散文八大家，文学成就都很高。四是二人都具有崇高的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为人做官恪守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他们忠君忧国爱民，都有兴利除弊振兴宋廷的理想追求，尤其是王安石被称为“完人”。五是不管是历史的巧合，还是上天的安排，二人享年都是66岁（王安石1021~1086，苏轼1036~1101），王安石较苏轼早出生、早中进士、早去世均为15年。

二人也有显著的不同，首先是二人世界观不同，即对自然界、人类社会规律认识的差异。

王安石作为宋代进步的思想家，他的哲学思想植根于朴素唯物主义；而苏轼在哲学上并无建树，他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认识，与同时代普通士大夫一样，信奉遵循儒家思想观念。比如，王安石认为旱涝、地震等灾害属于自然现象，不足为怪；主张运用自然规律，通过人的努力趋利避害造福天下；而苏轼则认为是上天惩戒，他做地方官时遇到自然灾害，带头沐浴斋戒，焚香祈求上天减灾赐福。信仰有别，循“道”不同，这是二人最根本上的差异。二是俩人的成就贡献不同，王安石终生追求报效天下，治理国家。虽然他也是文学家、思想家，而且仅传世诗词1500多首，与诗圣杜甫等量，可谓高产作家，其中有许多佳作绝唱。但其主要成就贡献，特别是对当时及后世影响最大的，是他作为政治家治理天下、开创一个新时代的丰功伟绩。而苏轼做官从政虽有贡献或突出政绩，仅限于局部或某一方面，终生主要成就贡献在于文学、书法、绘画上，千古佳作较王安石多，文学艺术成就明显高于王安石。三是俩人学术方面差别较大，王安石融会贯通儒家、法家、道家等诸子百家精髓，创立了被后世称为“荆公新学”的综合学派，他本人为学术大师，他在许多学科和领域都有自己的学术主张，他的学说曾作为官方意识形态风行近60年，而苏轼除从政外，工夫用于文学创作，缺乏系统的学术理论修养。四是俩人生活作风有别，王安石坚持修身“慎独”，各方面苛求律己，比如他拒入歌舞场所，终生一妻，爱情专一，全部精力用于国事，不会享受生活。而苏轼落拓不羁，洒脱任性，不拘小节，吃喝玩乐，堪称风流才子。五是二人治学不同。王安石治学严谨，穷究古今，注重继承中创新，苏轼不及王安石，参加科考答题竟然杜撰经典，蒙住了欧阳修。王安石编著相当于今天字典的工具书《字说》，曾为神宗老师，可谓皇帝的百科字典，学识博大精深，却很谦虚；苏轼虽学识广博，但恃才傲物，好为人师。比如《王安石三难苏学士》中苏轼错改王安石诗文，其文虽为小说，但亦有历史真实性。总之，王安石主要是个专家学者型的全才宰相，苏轼文学艺术硕果累累，是首屈一指的艺术大师。

当然，二人的异同还不止于上述。

二人同为文坛领袖，如果精诚合作，对宋代文化繁荣和社会发展必将作出更大贡献。即使相安无事，亦不会对当时及后世造成不良影响。但二人未能做到，留给后人的是千古遗憾与惋惜。为什么未能做到？根本原因是道不同不相与谋，但也有个谁应承担主要责任的问题。

二人交往以王安石辞相前后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069年至1076年，王安石当政变法，苏轼激烈反对，二人发生尖锐政见之争。第二阶段为1076年底至1086年，王安石辞相退居南京，苏轼遭遇“乌台诗案”大难，王安石倾力相救，二人南京聚会留下千古佳话。我们先谈第一阶段。史料记载，二人最早交往是苏轼1061年为母亲守孝期满，赴京担任大理评事（正八品），王安石当时担任知制诰（正四品），相当于皇帝的机要秘书，为苏轼起草制辞，表现了王安石对苏轼才华的赏识以及对他的期望。1069年刚任副相，苏轼兄弟为父亲守孝期满回京，王安石出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期望苏轼兄弟为变法改革效力的考虑，立即对其委以重任，苏轼被安排在相当于国家的人事部门，苏辙被安排到变法领导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作文秘工作。但王安石一片苦心未能如愿。

面对变法改革，苏轼兄弟毫不犹豫地站到了反对派的阵营。先是苏辙带头对所有改革措施批判，攻击王安石，王安石则以容人容言的雅量宽待苏辙，但苏辙一意孤行，王安石仁至义尽，苏辙调出变法机构。苏轼从1069年5月到1071年初连上五章，其中尤以仿照王安石变法改革的万言书，两次给神宗上疏，对所有新法进行了系统的全面的批判，攻击新法为失败乱亡之道，称王安石等变法官员为小人之党，请求宋神宗罢免王安石，他还利用科考试题，煽动天下学子攻击王安石。由于苏轼文才高，名气大，成为士大夫反对新法的旗帜和代表，其行为严重影响了新法的推行。

有人可能会说，王安石不变法不行吗？当个守成的太平宰相有何不可？回答是不变法不行。因为王安石执政时国家已是积弱积贫，内外交困，危机四伏，不变法改革宋廷统治难以为继。宋神宗励精图治，志欲振兴，委托王安石变法改革，这不是王安石想变就变，不想变就不变的事情，不是他个人所能决定的，是历史必然和帝王的重托。既然是这样，苏轼不反对新法不行吗？完全可以。事实上苏轼也是主张改革积弊的，但他为什么激烈反对新法呢？我认为除循“道”不同、治国理念有别导致他与王安石对于具体如何改革产生分歧外，还有以下客观原因：一是苏轼看问题片面肤浅，没有王安石眼光深远，因为他较王安石小15岁，王安石主政时年近50已是高瞻远瞩的政治家，而苏轼才30出头，在他不满12年的仕途中为父母守孝六年，其余短暂几年尚未担任要职。他虽志欲报国，但他对国家积弊及解决办法的认识，基本上属于纸上谈兵，书生意气，对新法认识有失客观公正全面。比如王安石为培养社会需要的各类人才，改革教育科考，苏轼极力反对，他维护死记硬背儒家章句，以诗词取士与现实脱节的科考制度；而且，苏轼看人不深，高俅早年曾为他府中书童，因他与驸马王侁私交甚厚，苏轼离京外任时高俅得以进入王府，此后青云直上，徽宗时竟至国家最高武官太尉。

无独有偶。司马光1086年任相尽废新法时，将投机政客蔡京提拔为开封知府，蔡京投司马光所好，声称五日内废除“免役法”，司马光大加赞扬；蔡京得益于司马光，后来任相，祸国殃民。北宋灭亡万劫不复，除徽宗昏庸无道外，奸侫文臣首推蔡京，武官首推高俅，正因为高俅废弛军备，致使汴京陷落。这绝不是司马光和苏轼所能想到的，当然王安石也有用人失察的情况，虽然客观上因为他日理万机，如牛负重，用人无暇详察。二是苏轼受守旧派重臣影响，比如反对变法的张方平、思想保守的欧阳修都曾任副宰相，对其父子三人有知遇之恩，苏轼兄弟科考时张方平曾向欧阳修写信推荐，苏轼受他们思想观念以及尊敬恩师的传统道德影响。三是受到宋代优待士大夫、“不杀上书言事的人”、知识分子官员言论自由的鼓励。宋代学术自由和朝堂民主，可谓第二个“百家争鸣”的开明时代。宽松的环境促进了学术繁荣和社会进步，却助长了下层士大夫上书言事不负责任，攻击朝政肆无忌惮，对抗执政大臣有恃无恐的不良风气。舞文弄墨的士大夫不考虑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方法措施是否切实可行，能否被采纳，只要能博取敢斗宰相、冒犯君威谏上的“铮臣”美名。北宋168年宰相如走马灯一样竟有72位，人均不到两年半，即使有心报国，也很难施展才干。苏轼受此影响，毫无顾忌，目空一切，反对变法走向了极端。王安石变法时他实际从政仅六年，官职最高也就是七品，这个级别的官员多如牛毛，国家大政“肉食者谋之”，即使抱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关心社稷民生精神可佳，但应该先冷静观察深入思考，根据新法试行效果，然后平心静气提出中肯的意见建议，没有必要情绪偏激，甚至无中生有攻击王安石人品，于公于私，于已于王安石都有害无益。四是苏轼也可能受他父亲的影响。1056年苏洵带领苏轼兄弟赴京参加科考，这时北宋散文六大家齐聚京师，活跃了京城文学创作和士人交往，留下了许多轶闻趣事，可谓我国文学史上盛事。这时王安石有可能结识苏轼兄弟，但未见史料记载。王安石王安国兄弟和苏洵曾同桌参加欧阳修的宴请。王安国很可能因看不起苏洵结交朝中权贵名流，推销自己索要官职，而与苏洵产生不愉快，致使苏洵对王安石不满。因为当时皆传二人不和，而且后来有人托名苏洵作《辩奸论》，诬蔑王安石为奸佞；二人当时共同的朋友比如欧阳修、曾巩等人较多，其余的互相唱和诗文、书信流传至今，唯独二人间多有聚会机会，而无交往文字传世，由此可以推断，王安石与苏洵不和谐确是实情。苏轼也可能受此和苏辙调离京城的影响，意气用事，攻击新法语言严厉，诋毁王安石失去理智。

王安石宽容苏轼青年才俊，而且把他看做晚辈，言行偏激甚至攻击自己人品他不在乎。

他和神宗让苏轼兼任开封府推官，后又委以杭州通判重任，为什么说是委以重任？因为杭州作为后来的南宋都城。在当时就已经是数几的繁华名城；而且宋代通判与知州联署文件，通判负责监察知州和辖区百官，负有向皇帝密奏的特权，知府施政之难常苦于通判，苏轼年仅35岁，且实际履职仅八年，担任大都市通判，官级五品，与知州权势不相上下，怎能说不是重用！？让苏轼担任这一职务，也可能是出于让他到基层体察社会民生，在地方执政实践中体验新法，转变思想观念的考虑。对于苏轼在地方上根据他自己认识，选择对新法的执行与否，以诗文讽刺新法，王安石都能容忍。在王安石执政期间，始终给予了苏轼做官从政，文学创作的宽松环境。苏轼地方官当得悠然自得，未受委屈，有些方面还颇有政绩。应当说，在苏轼与王安石交往的第一阶段中，王安石变法改革并未直接涉及苏轼个人，而且对其兄弟重用、宽待；苏轼兄弟激烈攻击新法及王安石人品，王安石并没有给苏轼过不去，他没有任何文字驳斥苏轼或对其当面批评。由于王安石宽宏大量，苏轼的仕途比较顺利。

王安石与苏轼交往的第二阶段：王安石1076年辞相至1086年去世。苏轼失去了王安石当政时的宽松环境，命运发生了根本变化。

1079年，朝廷调任苏轼时，他在上奏谢表中不满朝政发牢骚，被御史台参奏，接着又有人揭发他印发流传于世的诗文中有许多反对新法的内容。他把实行《农田水利法》，兴修水利，改善农业生产条件讽刺为“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把朝廷要求官吏学习法律讽刺为“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等等。要说苏轼确实做得过头，十余年间无视朝廷对其宽容重用，刻意与新法作对，给国家施政造成严重不良影响，再开明的朝代，再宽厚的君主也很难容忍他永无休止地藐视皇威，攻击朝政。苏轼因此被捕，打入死囚牢房，面临杀头危险，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当时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等人为苏轼求情，神宗不予采纳。苏轼的许多政敌则幸灾乐祸。这时王安石已辞相三年，他在南京闻讯后非常着急，一改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初衷，连夜给神宗修书，用驿马快递送到京城。史料记载：“乌台诗案，上以公（王安石）疏入方为决。”是说圣上依据王安石上疏才决断了苏轼案件。结果是将苏轼从轻发落，释放出狱，任命其为黄州团练副使，易地降职做官。虽然王安石信件原文失传，今人无法阅读到他宰相肚里行舟船的精彩文字，但其中有一句话“岂有圣世杀才子者乎”，意思是说苏轼才华天下闻名，作为圣明之君，应当宽容其以诗文发发牢骚，说点出格过头的话，哪有圣明之世杀才子的道理？王安石一封奏请，苏轼大难不死重见天日。王安石为什么这样以德报怨，倾情力保苏轼？他考虑的是国家利益，保的是国家人才；保的是“不以言罪人”基本国策的连续性。假如没有王安石出面营救，就很可能没有苏轼后来20余年许多佳作问世，第三代文坛领袖很可能夭折，整个宋代文学将会因此失色。王安石就是卓而不凡，古今中外像他这样对待政敌的封建政治家能有几人？王安石的人品深深震撼了苏轼。苏轼1084年7月曾到南京拜访已退休八年的王安石。那天，王安石骑驴及早赶到长江码头，看到苏轼乘坐的船由远至近，缓缓靠岸，他急忙前迎，苏轼赶忙出舱，施礼作揖说：“苏轼今天以野服拜见大宰相。”王安石则笑着说：“子胆不必客气，朝廷的礼数难道是为我们这些人设置的吗？”一句话说得苏轼如春风沐面，惶恐疑虑全消，二人“相逢一笑泯恩仇”。此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二人游山玩水，议论古今，切磋诗文，探讨佛学，畅谈王安石所著《字说》，留下了许多佳作名篇。这时的王安石有更多时间，推心置腹与苏轼回忆过去。尽管实践已经证明苏轼反对新法基本上是错误的，但王安石仍称其当年所言有一定道理。苏轼更多地了解了王安石当年变法改革的内情，佩服王安石报效天下勇往直前的精神风范，并以自己十余年任职州府对社会民生的了解，称赞“免役法”、“农田水利法”等取得的巨大成效，感慨“从公已觉十年迟”，后悔十年前见识浅溥，不理解新法，没有跟上王安石变法改革的时代步伐。苏轼听说王安石将半山园房屋资产等捐赠社会，非常感动。二人彻夜长谈，乐不知倦，苏轼佩服王安石的学识广博精深，赞誉王安石：“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人所难及呵！”王安石称赞苏轼：“更不知几百年，方有如此风流人物。”王安石邀苏轼晚年买宅为邻，苏轼以诗作“劝我试求三亩宅”，高兴地接受了王安石的盛情美意。只是后来由于苏轼再受贬谪，二人未能如愿。

苏轼离开南京后，曾接连给王安石写信，其中说道：“某游门下久矣，然未尝得如此行。

朝夕闻所未闻，慰幸之极。”意思是说我苏轼多年作为晚辈学生，以先生为师，然而从未有这次受益颇多。一个多月早晚相处，听到许多以前从未听到的至理高论，感到非常欣慰荣幸。

1086年，王安石去世，苏轼在代表哲宗皇帝所撰写的制辞中，对王安石终生道德操守、学识文章作了充分的肯定，二人的交往画上了圆满句号。二人真是有缘，苏轼回报了25年前王安石为自己作制辞的深情厚意。

王安石去世后，继位的哲宗不满10岁，他的祖母任用司马光为相，司马光如破堤泄洪一样废除新法。苏轼根据自己基层任职的实践，反对全盘否定新法，主张修订完善，曾与司马光激烈辨论，称司马光为“司马牛”，批评司马光一意孤行，刚愎自用。他对国家负责，实事求是对待新法，受人敬仰。但其后来受政治上全面清算王安石的环境影响，为司马光、张方平、富弼等守旧派重臣撰写墓志铭，以及对哲宗的奏章中多次严厉批判王安石。既然聚首南京时感慨“从公已觉十年迟”，而且又代表皇帝起草制辞，对王安石盖棺定论作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岂能因政治环境食言，再去否定一个堪称道德修养、学识文章实为“圣贤”的过世之人，这一点实为苏轼光辉人品的瑕疵，实在令人遗憾。

王安石与苏轼同属北宋中后期的两位杰出人物，两位都是全宋320年间与欧阳修齐名的文坛领袖。苏轼是学识广博，琴棋书画、诗词文章等许多方面无不擅长精通的旷世奇才。王安石集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于一身，而且他还是学界泰斗，他的才情，他的思想，他的个性，他的“虽千万人，吾往矣”、“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大无畏精神振聋发聩，划破夜空。由于循“道”不同，世界观有别，且年龄差距，甚至代沟等多方面原因，他们有过激烈的政见之争，尤其是苏轼对王安石有过误会，有过不敬。但二人都是地道的正人君子，而且是文人相重。假如二人都不从政，历史会重新改写，然而政治却使他们不是冤家不聚头。但由于他们都具有崇高的道德修养和人格魅力，尤其是王安石的节义操守可谓高山仰止，决定了他们经历政治斗争的风浪后能够尽释前嫌，握手言欢，成为我国历史上由政敌到挚友的千古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