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棠与康濯的特别交谊
【报纸名称】:
【出版日期】2008.01.17
【版次】第7版(春秋周刊)
【入库时间】20101230
【全文】
《青枝绿叶》初稿经康濯等作家提出建议，修订后发表于当年9月的《中国青年报》上。作品随即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除被《新华月报》“文艺”版转载外，还被编进了1953年的高中语文教材第三册，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后来刘绍棠出版第一本小说集，便以《青枝绿叶》命名。
1952年之后的五年时间，刘绍棠与康濯彼此间有相当密切的接触。刘绍棠经常到康濯家里去，“穿堂入室，情同家人”。在文学创作方面，康濯也给了刘绍棠许多直接的指导。《青枝绿叶》成功之后，刘绍棠又写出许多中短篇小说。这些作品，他也常常交康濯给予指导。1954年，刘绍棠写出一篇名为《中秋节》的短篇小说。小说在《河北文艺》上发表之后，受到河北文联秘书长远千里的极好评价。刘绍棠因此将该小说展开，一口气写成一部六万多字的中篇小说《运河的桨声》。初稿就交放在康濯那里。
刘绍棠此时刚入北京大学。不久，他到东总布胡同的中国作协参加座谈会。会后，康濯留下刘绍棠，详细谈他对《运河的桨声》的意见。这谈话的倾心程度，从时间上便可看出:吃过晚饭，一谈就到了夜深。刘绍棠没法回学校了，便住在康濯家。当时康濯家仅两间房，一间刘绍棠住，另一间挤了康濯一家数口。
听取了康濯的意见，刘绍棠将稿子抱回北京大学。在未名湖畔，在图书馆里，对稿子进行了全面的修改。这次修改，不仅增加了四万多字篇幅，人物也丰满了许多，内容也更为充实。小说出版后，产生了很大影响。从《运河的桨声》里可以看出，刘绍棠对社会生活的认识更为深刻，文字表现能力也有了很大提高。当中，自然也包含着康濯无私而真诚的相助。
不久，刘绍棠又写出了《运河的桨声》的姊妹篇《夏天》。这两部作品显示了刘绍棠思想及艺术日趋成熟，所以在1956年时，由康濯和秦兆阳两人介绍，刘绍棠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当年仅20岁的他，成了当时最年轻的会员。
刘绍棠曾经写过一部非农村题材的作品《西苑草》。康濯读了这篇稿子后，没有提出具体意见，但从长远考虑，他建议刘绍棠不必写这种题材，觉得还是坚持自己原来熟悉的农村题材好些。刘绍棠一听，便马上停了下来，回去写他的长篇小说《金色的运河》去了。
由于年轻，创作势头又极盛，刘绍棠便有了相当的自信。在各种文学座谈会议上，他乐于参加并常常发言。1957年，受“大鸣大放”风潮鼓荡，刘绍棠先后写出并发表了《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和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15周年纪念的《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一些浅见》等文章。前一篇文章，作者批评了当时文艺创作中的教条主义；后一文中，刘绍棠对文学普及与提高的关系等问题，发表了有建设性的看法……这一系列活动，终于获罪。刘绍棠以21岁年龄，成了全国著名的大右派。
1957年19期《文艺报》上，刊登出康濯以“写给刘绍棠”为副题的长文。这在当时的气氛中，似乎也并不多么意外。
康濯的批判文章，与其他许多文章相比，并不特别严厉。可从熟悉刘绍棠创作情况这一角度看，注意的点却更为细致。例如指出刘绍棠新发表的《田野落霞》、《西苑草》等作品:“又更急转直下和出人意料地追求着没落和虚无的意境，欣赏着对于所谓生活阴暗面的揭露，发展着不健康的甚至是歇斯底里的曲调，以及违反生活真实的小资产阶级的情怀……”
写这篇文章时，刘绍棠与康濯其实才只有一个多月没有见面。然而这短短的一个多月，用康濯在文章开头的一句话:“最近这些短短的日子，在我们每个人的政治年龄上，怕都会要刻下十道八道重要的年轮。”当时政治风云的变幻，斗争的激烈程度，必定会给许多个人的友谊，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康濯这不意间流露出的几句话，体会起来，真有些惊心动魄。
尽管一个来月，就可能在政治年龄上，“刻下十道八道重要的年轮”，但人之感情，却很难随之而十道八道地转换或变异。虽然写了批评刘绍棠的长文，但之后在团中央礼堂开的几次批判大会上，康濯作为中国作协代表都参加了，却不愿再发言。推辞就是没有新材料可讲。这种情形，也为刘绍棠亲眼目睹。批判会的休息中间，康濯在礼堂外徘徊，见到刘绍棠，还在众目睽睽之下，递给他一支香烟。虽然默默相对，难言一语，但此时情景，真正难于用笔墨、语言形容。
从此以后的20年，康濯便与刘绍棠之间毫无音讯。康濯在文学道路上大力帮助过刘绍棠，这一点很多人都知道。所以，有些熟人也用言语表示一点同情，对康濯说:也难怪，了解一个人很不容易。有的话便不这样客气，“真是白费劲！上当，受骗。”“帮助了这么个右派分子，倒霉！”这大约可以算是他们之间的一点畸形联系吧！
中国历史上灾难的“文革”终于结束，过往的一切正步入正轨。经历了当年及以后的磨难，刘绍棠对人生的认识和体悟更为深切。虽然已过“不惑”之年，但他意气风发，如一艘顺风扬帆的船高速行驶。他的新创小说在全国各大报刊杂志遍地开花；连20年前的旧作，也有出版社催促印行。1980年初，河北人民出版社提出要印他当年的中篇名作《运河的桨声》，并想将其姊妹篇《夏天》合册出版。新版的序言，刘绍棠首先想到了康濯。
这20年间，康濯虽较刘绍棠平顺，但七七八八的波折，也使他对旧有的一套有了深刻教训。“文革”结束不久，他便与刘绍棠相见了。当时刘绍棠正向上级申请改正当年错划问题，向康濯征求意见。还想附上康濯当年的批判文章，作为自己错误性质的证明。后来虽没有用上什么证明，但可以说成了新时期两人友谊延续的起始。
当时康濯在湖南省文联任职。接到刘绍棠求序的来信，他当然有许多的感慨。所以，在序言前面，在还未谈及刘绍棠作品艺术特色时，先“首先考虑的是关于自己和刘绍棠同志及其作品的关系”。
在这篇带着浓厚情感的序言里，康濯细致地回顾了他与刘绍棠当年文学上的交往及友情；对1957年自己写的批判文字:“对此我感到也应向绍棠同志公开道歉。”
谈到刘绍棠当年的作品，他生动地作了这样的比喻:“如果说刘绍棠十五六岁开始写的那一批最早的短篇小说可以比做早晨的露珠那样，则他早期这两个中篇似可比做破晓的彩霞。”爱惜、珍视的心情跃然纸上。后来，这篇序言便以《破晓的彩霞》命名。
读到康濯的序言，刘绍棠也禁不住真诚表白:“二十多年来，我对康濯同志只有深深负疚，并无丝毫的埋怨。”因为“学生有罪，祸及老师，康濯同志也为我所株连。”对于康濯为当年写文章事的道歉，刘绍棠在书的后记中说:“然而，想不到这却是康濯同志多年的一大隐痛。事隔二十多年后，师生久别重逢，康濯同志竟一再向我表示痛心；现在，又在这篇序言里，更加苛责自己。这使我深感不安，也使我无比感动，因而越发引起我对他的崇敬。”至此，刘绍棠与康濯之间的友谊，得以加深；彼此间的情感，获得了明亮的升华。
图:任中国作协副主席时的刘绍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