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纪堂：纾难倾家第一人
【报纸名称】:
【出版日期】2011.10.19
【版次】SA40深圳读本特别报道
【入库时间】20111110
【全文】
一部辛亥革命史当中的身影，除了那些亲身上阵与敌人厮杀的革命志士，也少不了进行舆论声援、捐助款项的海外华侨和富商。
在孙中山策动的反清武装起义中，一批居住在香港的富商成为孙中山革命事业的追随者，加盟兴中会及同盟会，为反清革命慷慨解囊，尤以香港知名富商“三李”（李纪堂、李煜堂、李自重）为杰出代表。
李纪堂为革命散尽家财甚至一度入狱；李煜堂不图名利，革命成功后只当六个月的广东财政司长就挂冠而去；李自重子承父业，投身革命……不管是“纾难倾家第一人，共和缔造几元勋”的敬佩，还是“输财济饷，筹策匡时”的褒扬，可谓适得其所。
同志
“聆其言论，大为怠动，遂频通音讯，畅论时局。”
“D O CTO R孙，到日本去吗？”
这是李纪堂与孙中山第一次交谈时说的话。
1895年10月的一天，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反清武装起义，即第一次广州起义流产了，准备从香港乘船到日本。当时，李纪堂还在三菱洋行日本轮船公司管账，巧遇前来询问换船票的孙中山。此前几天，香港中环大马路上一家银行门口，孙中山正在取钱，李纪堂也见过孙中山，并从他处得知孙中山的革命党人身份。
孙李二人当时并无过多交流。而两次偶遇，注定李纪堂与革命党人的缘分。
李纪堂热心革命，与个性有关。李纪堂虽出身富家，全无纨绔子弟习气，其为人豪侠仗义，善骑射操舟，曾应招港英政府义勇军，受任为队长。冯自由在《李纪堂事略》中提到，其“性任侠，好与秘密会党游”，且“活泼好动，事无巨细，恒喜躬亲执役，不假手他人，尤善行猎，枪法至精”。在义和团运动兴起后，李常显露“以国势坫危，非从事根本改革不足以挽救”之忧思。
多年后，李纪堂接受许师慎采访，如是回忆当时在银行门口遇见孙中山时的感受，“我看到他身穿白夏布长衫，留着辫子，神采奕奕，没有懊丧的样子。我从小喜欢射击尚武、讲究义侠之人，第一次看到孙总理就不由得敬佩起来”。在孙中山经港赴日时，他亲登轮拜访，并称“聆其言论，大为怠动，遂频通音讯，畅论时局。”
1900年春，经谢缵泰介绍，李纪堂结识杨衢云，直接促使他走上革命道路。在这个香港兴中会前任会长的引介下，李纪堂加入兴中会。此时的李已是腰缠万贯的香港富商。4年前，其父李升过世，李纪堂分到百万资财。
半年后，孙中山乘船经香港，由杨衢云引见，李纪堂与孙中山见面。此次见面，孙中山拨军费两万元给李纪堂，任命其为兴中会驻港财政主任，负责为革命筹款并保管账目。李纪堂革命生涯由此拉开。
出资，是李纪堂革命生涯的主题，他先资助陈少白创立兴中会机关报《中国日报》。每次少则两百元，多则五六百元，总共资助了八九万元。此后发动起义的经费大部由他资助。1900年7月17日，孙中山与杨衢云、陈少白等商量发动三洲田起义，李纪堂捐款3万元，而整个起义才筹得5万元作为经费。起义后来失败，人员遣散、抚恤等费用，也是李纪堂独自承担，前后花了十六七万元。
1901年，李纪堂在香港新界购地250亩，建起青山农场，安排三洲田起义失败后转入香港的余众，并结识人称“三千岁”的太平天国瑛王洪全福。二人商议在广州发动第二次起义，李纪堂负责联络广东各地洪门，费用约需50万。李纪堂估算，自己所得先父遗产及个人产业，“通盘计算约值一百余万元，倘花去50万元亦不过强半，纵使完全失败亦不过遗产全无”。
但此次起义图谋在1903年败露，李纪堂承担起安置逃亡人员、抚恤遣族等善后费用。经此，李纪堂资财耗费大半，手头拮据。
李纪堂并未因此而却步。1903年，为解决《中国日报》经费来源，李纪堂将该报与“文裕堂印务公司”合并，并出资5万元；1907年，黄冈起义失败，革命党人余继成逃亡至港，李纪堂花两万多元雇请律师为余辩护，最终得以释放。1908年春，李纪堂的主要产业“益隆银号”负债累累宣告破产，其被债权人控告以致入狱四五月。百万富商破产入狱，消息震动一时。
无悔
“青山岛上旧农场，家破犹堪种稻粱，多少困穷亡命客，望门投止等归乡。”
出狱后，李纪堂生活清苦，仅靠青山农场一些产品维持家计，却还为革命党人穿针引线，购运军械。
1901年，李纪堂在新界青山购地数百亩经营农场，并在港岛中环街市开家商店，名为“青山栈”，专门出售农场产品。当时农场产的鸡蛋数量为香港之冠，洋人争相购买，该店因此每年获利颇厚，成为李纪堂重要收入来源之一。
地处偏僻、面积广阔、供应充足，青山农场便成革命党人活动的理想基地。史料记载，革命党人陈少白、冯自由、李自重、史古愚、刘思复、汪精卫、黎仲实、喻云纪等试验枪炮、炸弹等危险品，常在此进行。他们进行爆炸品试验时，李纪堂常亲自驾驶小火轮迎候，并预备食品供应一切。“在农场避难的革命党人有的不爱惜花果，任意毁折，管场人请李纪堂加以制止，而他只是一笑置之。”可见李纪堂豪迈豁达之性情。
数百亩青山农场早已划入香港屯门市区规划版图，遗迹大多已无处可觅，只有当年一座“红楼”依旧，岁月痕迹斑驳。“以红砖建筑，为二层高三开间洋楼，坐西北向东南，其旁则接建厨房工人房等，在清末而言，已是山野有数之建筑物矣。人以其为红砖所建，而又接近白角，遂以白角红楼称之。”史料中，这座“红楼”是李纪堂在青山农场的办事处。
历史，稍不留心，就有可能被遗忘。革命成功后，李纪堂、邓荫南等事迹逐渐湮没无闻，青山农场也渐被世人淡忘。若不是学者罗香林在1965年8月11日与李君毅、何其远等友人前往红楼实地考察，这段革命历史恐怕要继续尘封。
如今港府专门在此处建设一中山公园，在入口，有个狭窄的门架，两根蓝色的金属方柱上架着块铁牌，红油漆书写“中山公园”四个大字。过窄门，一条并不长的小径引向树林深处，尽头便是红楼。院子用铁丝网与外界隔离，红楼里还有人居住。大门两侧分别书写着“天下为公”和“博爱”，落款为“孙文”，非孙中山手迹，由后来的人添加。经年累月的雨水冲刷、锈迹侵蚀，红楼粉红墙漆已剥落。李纪堂后人已移民到美国，极少回来，但怕人去屋空会萧落，便委托一对夫妇在此居住帮忙打理。
红楼旁有小块空地，立着孙中山半身铜像及纪念碑，另有三株桄榔树。树下有碑文：“—此三株桄榔树，乃国父孙中山先生于中华民国建立前，与同志黄兴、李纪堂等，在此红楼策划革命时手植，爰以桄榔树只有一条心，象征同志贯彻国民革命，绝无二心焉。”
青山农场这段历史，也因此有了见证。
“青山岛上旧农场，家破犹堪种稻粱，多少困穷亡命客，望门投止等归乡。”李纪堂逝世后，冯自由曾为他写下如是挽诗。挽诗记录的是当年李纪堂在香港收容革命党人避难的往事，而诗中的“旧农场”便是当时的避难地青山农场。
辛亥革命后，李纪堂历任广东军政府交通司司长、广东地方交通管理处处长、广东公路局局长、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委员等职。
1900年至1908年，8年间，李纪堂家财散尽。陈少白、谢英伯等革命党人在致函广东都督胡汉民时称，“除历年运动零星小数外，总计捐出之数已六十余万。”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说，“清季革命党员捐助历次起义军饷最巨者，以李纪堂为第一。”
1943年10月16日，李纪堂逝世，享年七十。冯自由题诗盛赞其为反清革命所作贡献：纾难倾家第一人，共和缔造几元勋。釜呜钟弃寻常事，且作微员救赤贫。
父子
“振兴实业，赞助革命，输财济饷，筹策匡时。”
辛亥革命筹款史中，李纪堂因其前后境遇悬殊令人敬佩，与其同期的香港富商李煜堂及其子李自重，同样不遗余力出资支持革命。李纪堂、李煜堂、李自重，后被称为“香港三李”。
《中国日报》最初由李纪堂资助，1906年，面临经济危机时，已加入同盟会的李煜堂出手相助。李煜堂，广东台山县人，十八岁随兄出洋，经过数年积累返回香港，创立金利源、永利源两家药材行，也是香港当年赫赫有名的“保险大王”。其另一特殊身份是冯自由的岳父，这也是李煜堂后来资助革命的重要因素。李煜堂向文裕堂购回版权并重组，《中国日报》得以继续为革命摇旗呐喊。
1910年正月，广州新军起义失败。李煜堂将自己经营数十年、位于香港上环文咸东街的老店金利源药材行变为革命党人的联络点。而从黄花岗起义到1912年南京民国政府成立，“所有海外党部汇输款项概由该店收解”。此外，在店里，李煜堂还允许革命党人将炸药等危险物品进行存放。店里伙计看到后个个都很震骇，但李煜堂却泰然处之。
辛亥广州光复，广东宣布共和独立，李煜堂被任命为军政府的财政司长。广东军政府成立时财政困难，派李煜堂到香港听取华人领袖的建议，并寻求金钱援助。港商踊跃垫支，筹得款项约一百万元。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一书中对筹饷活动也有记述：“先生在港一夕而筹饷八十余万”。因李煜堂对革命的贡献，孙中山曾亲自题写“博爱”二字相赠。1936年，李煜堂病逝，民国政府以“振兴实业，赞助革命，输财济饷，筹策匡时”进行褒奖。李煜堂死后的墓表由孙科撰写，用的是红色颜料，这一颜色使用极不寻常，美誉为“红色资本家”。
俗话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受父亲李煜堂影响，李自重也投身革命。1905年，奉孙中山命，李自重和冯自由从日本回国，联络港澳粤三地同志，并任兴中会入会主盟事宜。为雪“东亚病夫”之耻，李自重专门在九龙开设一所光汉学校，教材注重军事训练，同时推进体育运动。他当时的想法是先由学界入手，希望按步施展，然后在工商各界推广。正当办学前途一片光明时，清廷害怕生事，加之粤督也有微言，港英当局为顾及邦交阻止了继续办学。1911年，广州起义爆发，因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失败。“同志蒙难者七十二人”。李自重参加黄花岗一役伤员的救治工作。
民国成立后，李自重在负责的军需工作方面贡献很大，但大约在半年后就引退。之后，他弃政为商，任香港广东银行司库，接着还调充副司理，筹谋规划，精通经济学。1929年，香港华商总会奉港府命，召集金融专家改革币制事宜时，李自重不仅在邀请之列，而且到会多所献议。后来，他辞退广东银行职务，继承父亲开创的事业，专任上海联保水火险有限公司总司理。“一·二八”日军肆虐淞沪时，李自重在香港奔走呼号，为难民请命，集款施赈，更函电各埠华侨，请其踊跃捐输。
遗珠
对同盟会财政资助的研究，常多赞美北美洲和东南亚华侨，而香港的捐款则被严重低估。
孙中山曾题词：“华侨为革命之母”。褒扬海外华侨进行舆论声援、捐助款项，乃至投身革命的贡献。而香港“三李”为代表的香港富商在反清革命中的身影同样亮眼。
在中英街博物馆馆长孙霄看来，这些富商在痛恨清廷腐败上有一致性，对列强入侵的耻辱感同身受，从而迸发出激烈的爱国情怀，尤以李纪堂、李煜堂突出，李自重后来接父亲李煜堂的班，“当时他们把中药库用来存放军火，一般人没有这样的胆量，也反映出富商的爱国举动。”香港“三李”为民主革命出钱投力，本身也是革命者。这些香港富商当时走上革命道路，从侧面反映出当时历史所蕴藏的巨大变革，当然也离不开孙中山救国救民主张的感召。
香港“三李”的资助革命的意义不止于出钱，而是产生筹款的“鲶鱼效应”。香港“三李”出巨资相助革命，为其他富商、爱国者树立榜样。于是，富商把钱投入革命，救民族于水火，而不是进行“钱生钱”的资本积累，成为当时部分在港爱国华人的共识。由于这些人的资助，使革命在萌芽阶段得以延续发展。比如，有了富商和华侨们的资助，孙中山有经费到欧洲、日本四处活动，宣传反清，为后期革命打下基础。
后人在总结孙中山革命期间的筹款模式时，也难免反思其局限性。有一种观点认为，孙中山太过依赖民间力量及个别富商赞助，经费筹措办法不多，经常捉襟见肘。孙霄提及，孙中山曾感慨，如果能买上几万杆枪，买上几十门炮，“拿下省城指日可待”。此外，孙中山也过多依赖日本外援，是失败教训。“当然也不能用现在思想、观念强求于当时的人。”孙霄说。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当时孙中山被清廷追捕，根本没办法在香港及国内立足，只能在国外游走，遥控筹款及革命，“所以总结和反思筹款模式的局限意义不大。”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吉奎如是称。
关于筹款的史料记载，争议一直存在。曾任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的霍启昌就指出过，对同盟会财政资助的研究，常多赞美北美洲和东南亚华侨，而香港的捐款则被严重低估。主要因为孙中山早被禁入香港，难以涉足香港。香港居民所捐助款项，大部分没有经过孙之手，孙中山的记载自然鲜有记录。
革命所筹款项，十多次的起义是花费重点。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在《辛亥：摇晃的中国》一书中说，孙中山的革命党不能像洪秀全那样，先打出旗号，再攻城拔寨，掳掠资财。买枪械是起义首先要花的钱，如1902年李纪堂与洪全福筹划广州起义，联络广东各地洪门费用50万元。李纪堂向沙面陶德洋行订购军械枪支支付了10万元定金。广州起义中，买枪械的钱就花六七万。
此外，招募人员、收买军队、起义失败后安抚人员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如惠州三洲田起义失败后，给予此次起义的给养补充、义师解散的遣散、抚恤等费用，李纪堂承担费用有十六七万元。
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花钱雇人起义均没有成功。反倒是武昌起义，没雇佣人，利用清廷的新军倒是一举成功。张鸣在书中说，革命党人利用同志刘公借口捐官从家里骗出来的五千元，从上海买了些手枪和子弹、旗帜，起义后的都督印。最终，买来的子弹被起义的新军使用，派上用场。
史料来源：
《香港史文集》刘蜀永
《革命逸史》冯自由
〈李纪堂·纪堂编志〉，载吴耕云编：《兴中会史略》，香港大学图书馆藏手稿；
《国父在香港之历史遗迹》罗香林
《香港与近代中国》霍启昌
《辛亥革命究竟花了多少钱》栗月静
《一件珍贵的辛亥革命文物》中山侨刊
■专家论点
任何武装斗争
都离不开筹款
李吉奎（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任何武装斗争都离不开人财物三个要件。首先，要领导集结一批人；其次要筹款，没有筹款光有人还不行；第三是物，如武器装备等。
辛亥革命的筹款要分几个阶段来谈。第一阶段，从兴中会成立，1894年开始，1895年准备发动广州重阳起义，还包括1900年惠州起义。第二阶段，同盟会时期，1905年到1911年，广东独立。第三阶段是广东独立后建立国民政府，胡汉民主政广东，到孙中山北上到南京。
兴中会时期捐款，是1895年1月，孙中山从檀香山回到香港，找到郑士良、陈少白，考虑建立兴中会，准备发动起义。孙中山从檀香山回香港，得到邓荫南一万多元资助，作为檀香山入会会费。这个时期是孙中山筹款发动广州重阳起义，出钱较多的是李纪堂、李煜堂等人。
后来，孙中山指示郑士良发动惠州起义。惠州起义的钱，是香港“二李”出钱。根据台湾学者考定，兴中会时期，两次起义，广州花3万元，惠州花十五六万元。这些筹款，既关系到革命能否成功，也牵涉到内部的团结。孙中山共发动十次起义，两次是兴中会时期，八次是同盟会时期。其中，黄冈起义花10多万元，由林散之、蔡乾初等商人出钱。
1907年至1908年，南方地区一共发动6次起义，用孙中山的话说，用去港币20万元。第9次是1910年新军起义，由中国同盟会南方支部发动。当时林直勉的父亲和叔叔开个小工厂，林直勉强行退出，拿出2万元港币直接交给胡汉民。中国同盟会能开张，是林直勉提供的经费。
1911年，第10次黄花岗起义，根据现有记载，当时的计划筹资18万元至21万元。其中，出钱最多是加拿大的致公堂，约7万多元。另，马来西亚出钱4万多元，东印度出5万多元，旧金山和夏威夷出1.5万元等。现在可考的，黄花岗起义共用18.7万余元。到黄花岗起义止，10次起义的费用，有两个不同记载，马来西亚的记载统计是全部用57.9万余元，台湾有个教授统计的则是62多万元。
第三个阶段，广东独立建立都督府。由于当时没有广州市，只有广州府。清朝官吏把钱都卷走，所有财政的钱加起来不过一万多元。广东都督府建立后，胡汉民和陈炯明借港商华侨资本家大概是140多万元。
财政问题是关系到革命能不能成功的决定性因素，筹款里既有海外华侨，也有港澳商人，都是促成革命成功的关键力量。南都记者张小玲整理
■大事纪略
●1895年10月，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准备从香港乘船到日本，李纪堂第一次见孙中山。
●1900年6月，孙中山乘船经香港，李纪堂由杨衢云引见，与孙中山见面。
●1901年，李纪堂花一万多元在香港新界购地250亩，建起青山农场，安排三洲田起义失败后的起义人员。
●1903年广州起义却遭遇后事败露，李纪堂承担安置逃亡人员、抚恤遣族等善后费用。
●1903年秋，李纪堂为解决《中国日报》的经费来源，遂将该报与“文裕堂印务公司”合并，另出5万元资金。
●1906年，《中国日报》面临经济危机的时候，另一位广东台山县人李煜堂出手。
●1908年，“益隆银号”负债累累而宣告破产，李纪堂被债权人控告以致入狱（俗谓“坐钱债监”）四五月，消息震动一时。
●1910年正月，广州新军起义失败。李煜堂将自己经营数十年、位于香港上环文咸东街的老店金利源药材行变为革命党人的联络点。
●1911年4月，李自重参加黄花岗一役伤员的救治工作。
策划：李文凯陈文定
刘岸然普德法亚牛
统筹：谢江涛付可
主笔：南都记者张小玲
采写：南都记者张小玲 邓淋彦 王日晶